王洋热衷体制内的身份不仅仅是追求稳定,“我老家是省内的一个农村,现在都没有直达的火车,而是要坐7个小时的客运,虽然我现在是学校的集体户口,但打工的地方都没办法把我落到城市户口,户口的差异带来的是诸如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不同,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虽然面带笑容,但王洋说得并不轻松。(《新商报》,1月14日)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这是哈尔滨招考事业编环卫工落选的一名研究生的说法。乍一看,“死在编制里”的说法有些过激,但结合该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现实,对于他的说法或许在喟叹之余,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同情。来自农村的他,对于城乡二元化有着切身的感受,与个人权利密切相关的户口,因为农村和城市的不同,无疑会带来就业、福利、教育等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享受权利的不同。由此看来,“死也要死在编制里”表露的不仅仅是对于编制的偏执热衷,更多的是对于城乡二元化格局下权利落差的无奈,以及对于更宏阔层面上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的内心渴望。
近年来,扩招已经拓展到硕士研究生层面,逐渐沦为“放养”状态也让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不断下滑,而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现实,使得研究生开始“屈尊下嫁”争抢本科生的职业,但令人悲催的是,学历优势并没有让研究生在求职方面占有更多的优势,社会的现实需求往往也偏重选择投入产出比较大的本科生,如此情势下,研究生就业逐渐陷入比本科生更加不堪的境地。
另一方面,公务员、事业编等“体制内”职业由于其特殊地位而形成的社会地位、优厚待遇、稳定性、发展上升空间、福利保障等一系列职业优势,使得这种“体制内”职业成为广大高校毕业生首选的香饽饽,“国考”“公考”不断创新高的报考人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即便公务员的“金饭碗”不易获得,退而求其次,事业编的“银饭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由此城管工作人员、掏粪工、环卫工等看似“低端”的职位,同样受到包括硕士在内的高校毕业生的热捧,也就合情合理了。就像有段子调侃的,“姐掏的不是粪,是编制”,而编制对应的是工作稳定和待遇优厚,重要的是“旱涝保收”,一般情况下不用担心“下岗”。
对于考环卫工乱选的硕士生“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话语,我们不应简单批判其具有“体制崇拜症”,不妨从更加宏观的层面考虑,为何公务员、事业编甚至国企等“体制内职业”成为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社会各界首选职业?如果仅仅是考虑薪资优渥,一些私企、外企的薪资甚至比这些“体制内职业”更加优厚,高校毕业生为何偏偏选择掏粪工、环卫工等看似“低端”的职业呢?其他诸如社会地位、工作稳定以及上升空间等待遇,“体制外职业”能否像“体制内职业”一样提供给求职者呢?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表现出来的话外音,说到底是对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一视同仁和不同性质职业所获待遇的同等看待。从个人来讲,以户口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化带来的“权利差序格局”亟待改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亟待建立健全,为个人发展打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职业选择的背景来看,职业不应因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对待,所有的职业都应获得平等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这同样是公平正义的题中之义。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应该成为公共部门不懈努力的目标。“死在编制里”的多重意涵,说到底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求,是对社会公共资源均衡化分配的呼吁,是对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等提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政府职能转变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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