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建平县被列为辽宁省县委权力公开试点县，日前，该县公布了县委领导班子和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以上共4770名干部的姓名、照片和电话号码。建平县委书记肖森说，他带头公布了个人信息。（1月4日《人民日报》）
日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单从找领导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找的领导的级别越高，问题解决得越快。所以，公布电话号码的4770名干部中，大部分干部的电话可能并不忙，倒是一些主要负责人干部的电话很有可能成了“热线”。如果电话过多，他们有精力一一亲自接听吗？如果让工作人员代为接听，公布电话甚至是手机号的意义又何在呢？
一切制度的设计都应以人性化为基础，对普通人是这样，对领导干部也应是这样。干部们的工作电话的花费是纳税人支付的，自然应完全公开，如此也利于群众找相关部门办事，但手机号这种更私人化的联系方式，是否也有公开的必要呢？人性化就要承认每个人除工作之外都要有个人的空间，24小随时可能响起的电话，是否会对相关干部的正常工作、生活造成困扰？
一个好的制度还应该考虑其可延续性。那些公布了手机号的领导干部，真的可以做到不厌其烦吗？真的可以永远这样做下去吗？当现任主要领导离任之后，继任者也能把这样的做法坚持下去吗？如果某种制度只能存在一时，便是没有生命力的制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为了证明公布领导手机号“还真能解决问题”，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市场上的铁精粉价格2011年10月开始每吨下降了200多元，而按照规定，此时矿产品所得税也该下调。于是，当地富山街道商会会长崔学斌便于10月21日给县长打电话反映情况，10月25日，铁精粉所得税每吨便下调了20元。
从打电话到解决问题，只用了短短的4天时间，效率不可谓不高。可是，既然是“按照规定”应该下调，那么，下调就是理所当然的事。理所当然的事还需要别人来提醒吗？如果非要等到有人给主要领导打电话“反映情况”才采取行动，这是想说明公布领导手机号的做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呢，还是想说明有关部门日常的工作效率太低呢？
靠主要领导之力推动的工作效率，不是真正的工作效率。因为，既然领导出面可以提高效率，当领导不出面或领导自己倦怠之后，效率便会迅速降低。其实质仍然是唯领导“马首是瞻”，存在“人亡政息”的危险。
所以，如果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不如建立、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提高所有干部的工作效率；如果是为了监督而公开这些信息，那就不能只公开诸如姓名、照片之类的边边角角的信息，而是应从公开财产做起，来一次彻底的公开。否则，难免“作秀”之讥。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