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下午，一则信息在微博上被转发：“10月30日，郑州市南溪苑经适房小区项目经理实名举报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成立的公司，借开发小区之机倒卖308套经适房，收了6000余万元，但他的工程款迟迟拿不到，现在项目被迫停工。（《大河报》11月2日）
一个小小房管局局长，何以能通过层层把关和审核的管理关“监守自盗”，倒卖了多达308套的安置房？发生以权谋私疯狂的背后摆脱不了对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的监管缺位定律。
疯狂倒卖安置房的房管局局长，管辖区域虽小，但手中掌握的对安置房的绝对管理权或话语权却不小。缺失公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缺少对以权谋私监管可操作约束力，如果对眼皮底下明目张胆的以权谋私行为，监管部门仅纸上谈兵和坐等媒体“爆料”去反腐，无疑会放任和助长贪腐者豪赌式的敛财私心和贪欲，发生房管局长涉嫌倒卖308套安置房的惊爆事也就不足为怪。
无需怀疑，对公权力的阳光运行是国家极力倡导和倾力打造的依法行政工程，已建立和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预防腐败监管体系和机制，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一些反腐成效。也毋庸讳言，虽然反腐败成绩值得肯定形势仍依然严峻。去年央行的一份报告称“15年期间，贪官外逃卷款或超万亿”；社科院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中也指出“现在的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也都印证了反腐路任重道远。
需要深思的是，日前披露的“表哥”、“房叔”和这次安置房被大量“官倒”等贪腐事件，都是先由网友“爆料”后被相关部门验证再去监管，不仅让人为贪腐者大胆张狂而错愕同时又令人对监管总滞后于媒体舆论监督所费解、所感叹。频频发生等米下锅被动式反腐，体现了反腐监管存在体制错位造成的不敢为和不作为弊病。之所以房管局长敢于官倒308套安置房疯狂事件，并不在于监管政策和制度漏洞，而在于权力失去实打实的监管约束，法规赋予民众平等权就会被公权私用所绑架和亵渎。
有一系列完善的防腐、反腐法律规范，有为之相配套的众多内设纪检监察机构和专职监管人员，有许多约束和规范权力被细化的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办法或措施，却仍然产生“前腐后继”屡禁不止现象，不得不让民众对内设的监管体制的作用产生质疑。剖析近些年披露的许多反腐事件也发现，内置式监管体制是条越走越窄反腐路，将监管权内置于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中，监管权就会被部门利益或集体利益所绑架，所架空，只会处于被动式监管，步入对上隐瞒对下泛泛而谈的欺上瞒下监管胡同。
其实，自己监督自己的内置式监管体制，犹如让孙悟空给自己念紧箍咒不靠谱。制度反腐需要依靠严格的法律规范所产生的气势，更要靠敢于主动出击的监管机构和人去落实去驱动，否则就会有气无力。之所以房管局长能倒卖大批经适房，无非缘于手中集业务管理权和业务监督权于一身。
因此，只有将监管权置于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之外，形成内置权力约束，外置权力监督，并让民众能够参与到对权力的监督当中，才能让公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让贪腐蛀虫心存畏惧不敢去频繁触犯法律规范。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