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免费政策”的思考进行下去

　　●免费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细小到每一项免费政策都可以设计精准、服务到位、民主协商、平等公正，那么它足以由小见大，照见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美好未来。

　　●公共利益无小事。在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公共资源十分珍贵，必须认真对待，谨慎为上。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卢汉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解放观点：尽管国庆长假已经过去，但关于如何更好地实施免费政策的议论，并没有停息。近年来，从一些城市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乘坐公交的待遇，到博物馆等文化场馆逐步实行免费参观，再到杭州西湖景区十年来坚持“零门槛”……可以说，国人对于公共场域下的“免费大餐”已不陌生。现在，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更好更完善地“免费”。

　　卢汉龙：“免费大餐”好不好，向来有争议。我们现在关注到的这些免费做法，大都经历了一个从草拟到解释、从试行到发现问题，然后再解释、再完善的过程。其间有摩擦，有商议，有协调，有更新与细化。简言之，“免费大餐”从来不会因为有好心、有一个好的想法，就能一举成功，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

　　从这些年“免费政策”日益受到重视、鼓励和推行，一方面，可以看到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政府服务意识渐强；另一方面，仍然要看到我们面临艰巨的社会建设任务，尤其是在反贫困、缩小城乡差别与贫富差距方面，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亦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比如，免费公交政策在一些地方曾经刚刚执行没几天，就因拥挤不堪而迅速调整。这背后有预计和准备不足，但隐含着较此更为深刻的课题。

　　解放观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免费政策如何做得更好、更到位？

　　卢汉龙：无论是杭州还是上海，在推出老年人公交免费乘坐政策伊始，都有关于公交提示音“老人卡”是否合适的议论，后来采取了“敬老卡”的叫法。一字之差，是细节上的完善，也是对民众意见的尊重与回应。

　　今天被我们简称为“免费”的公共政策，通常可以简单分为两种。一种是普惠型的，比如博物馆免费开放，它适用于所有公众，没有特别的年龄、身份上的界分。另一种是再分配型的，它涉及的内容未必人人都需要，但符合促进包容性发展、让更多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一宗旨。于是，这一类通常会专门指向某一具体人群，需要符合一些明确的条件，有必要时会采取申请制。

　　比如在香港，类似我们这里为老年人提供免费公交的做法，每月他们会给高龄老人发生活补贴，俗称“水果金”。在香港回归之前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标准很低，主要是为了表示对老人的尊重。据统计，当时每月的申请人数只占到整个适龄人群的70%。也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觉得自己不是很需要，或者囿于身份或者面子就没来申请。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据说后来补贴标准提高到了每月600港元，现在已提高到1060港元，申请量有所增长。与此同时，相关管理部门在核对申请人收入状况时也更严格。

　　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发。比如，当我们要设计并出台一项“免费政策”时，它具体使谁受惠，应该厘定清楚。由此延伸开来，需要认真考虑、讨论的问题包括：政策目标受众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公共资源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和分配，由谁来买单；从长远来看，由此产生的政策效果是否符合人们共同期许的未来大方向。比如，如果是涉及公众出行的免费政策的话，就需要回答：若从长计议，到底是该鼓励私人出行，还是公共交通？若是鼓励私人出行，由此产生的环境负担和能源问题该如何应对？

　　免费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是整个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细小到每一项免费政策都可以设计精准、服务到位、民主协商、平等公正，那么它足以由小见大，照见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美好未来。有些政策的覆盖面有限，未必每一项都会通过各级人大审议，但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其从出台到实施应遵循的每一个民主商议步骤缺一不可。

　　解放观点：有人说，“免费政策”的导向意义大过其实质作用。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卢汉龙：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需要回答好的关键问题，免费政策的指向作用的确很重要。也就是说，它一般具有很强的信号意义，但这就需要更多措施的配合。

　　比如在发达国家，一些文化场馆或人文景观会实施免费入场，但与此同时，经常会在入口处设立一个标识鲜明的捐赠箱。有些机构甚至在参观者给予捐赠后主动提供捐款证明，供捐赠者在进行个税申报时适用相应的免税条款。这么做的前提是，他们的社会事业通常会严格界分其商业性和公益性，只有公益性的公共服务项目才能享受相应待遇。而这一看似简单的设置，实质上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理念：鼓励公众通过捐赠支持文保事业。毕竟，正如不是人人都会选择在国定假日去景点旅游，并不是所有公众都会对逛博物馆、美术馆感兴趣。但是如果你来参观，就会得到相应的鼓励和支持。

　　解放观点：现在在评价一项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时，有没有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东西？

　　卢汉龙：必须强调的是，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来说，事后跟踪评估、反馈和修正固然重要，但是光靠事后评估来补救并不一定值得提倡。从问题被提出开始的每一步谨慎推敲、民主协商、调研讨论，比什么都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社会资源获得尽可能合理的利用。

　　从表象上看，“免费大餐”大多很亲善，也很容易被简化为“通过经济杠杆实现公共资源再分配”。但它牵涉到公共资源配置与公平，因而决不能简单等同于“做好事”、“派红利”。我们现在的政府形态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发生了很大转变，政府作为“父母官”的时代已渐行渐远。作为一个现代公共政府，需要直面多元的社会意见与社会需求。公共利益无小事。在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公共资源十分珍贵，必须认真对待，谨慎为上。

（责任编辑：周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