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禁售”当做治理“天价烟”的法宝

　　“天价”香烟之于“腐败烟”，同样可以派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道具来。因为“天价”香烟不过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要从源头上断掉“天价”香烟，必须从遏制腐败开始，关键是要完善官员财产公示、财政预算等制度机制，进一步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根本上是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因此反腐败就是让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回归本位。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权利的缺位是让腐败“前腐后继”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反腐败成本高昂的原因。

　　卷烟标价或实际零售价不得超过1000元一条或100元一包；连续3次以上违规的，湖南省长沙市烟草部门可取消该零售户卷烟统一货源供应……9月9日，长沙市物价局、长沙市烟草专卖局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加强卷烟市场价格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市卷烟零售户所经营的卷烟控制在合理价位。

　　虽然长沙此举不过是在落实此前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统一部署，但由于要求更为具体惩戒措施更为严厉，一时间，长沙的“天价”香烟禁售令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赢来了一些叫好之声。不可否认，对奢侈品价格进行合理的调控，有利于预防腐败，遏止奢靡之风，但“天价”香烟本身不过是腐败的一种载体，遏制“天价”香烟的关键不在“天价”香烟本身。事实上，“天价”香烟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譬如之前犯事的周久耕在抽着“天价”香烟的同时，还戴着10万元的江诗丹顿，开着几十万的凯迪拉克。“天价”香烟之于“腐败烟”，同样可以派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道具来。因为“天价”香烟不过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要从源头上断掉“天价”香烟，必须从遏制腐败开始，关键是要完善官员财产公示、财政预算等制度机制，进一步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当“天价”香烟沦为腐败的工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你是否正是“天价”香烟的推波助澜者？你是否也应该有所行动，自觉抵制不当的奢靡之风，让“天价”香烟没有存在的空间？人们更关注的是，“买烟的人并不是为了自己抽，抽烟的人大多都不用自己买”。烟之重要性已不在抽，而在送，烟已经从消费变成了礼品。本来，香烟不应也不能承载太多的口实、意义，其本身无关是非，也不会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滥觞之源。遗憾在于，“天价”香烟事实上已不再是烟，“天价”香烟的大量涌现，远远超越了商业的界限，非但让烟变了质、走了味，在高消费的外衣下污浊着清朗的社会风尚，而其变相逃避国家对行贿受贿有效监管的异化凸现出的“腐败系数”，更是折射出腐败新动向，天价烟不言而喻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官僚行为动机时，引入“经济人”概念，认为官僚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当个体理性与组织规则或公共规则发生冲突时，个体机会主义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只要违规的收益大于成本。如果个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开始即得到严厉惩罚，使之违规行为得不偿失，那么违规者本人在以后行动中打消机会主义念头，而且其示范效应会震慑其他有机会主义念头的人。反之，如果个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总获得宽恕，他总能在违规中获得额外收益，其他理性人会效仿。为此，国家要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严格限制行政管制范围，增加政务透明度，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并且要教育与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监督。

　　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根本上是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因此反腐败就是让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回归本位。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权利的缺位是让腐败“前腐后继”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反腐败成本高昂的原因。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有太多的经济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生产、供给与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对众多的掌握着某种公权的人进行监督困难就显然很大，防止腐败的成本就会很高。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减少公权，让市场经济社会里私权发挥应有的作用，则会压缩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空间，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也越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各式各样的道具腐败自然不会有存在的空间。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