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释放了财政改革信号，称要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他表示，财政改革应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
一直以来，“责任在基层，钱包在上级”，成了政府间关系中虽不准确却又比较形象的描述，与之相类似的词语，如“跑部钱进”，反映了财力过度地集中于中央或省部级政府，而“干事”的事权责任，即提供公共服务与管理的职责，则又过度地推到了一级政府头上，越前沿的政府事权责任越大。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现象。
造成“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现象的根源，是我国分税制财政体系下，庞大的国税财政收入流入省级以上政府，财力逐渐集中于省级以上政府，一线政府除非有丰厚的地方税入账或搞“土地财政”，否则不得不仰仗着上级政府的拨款与支付，自我可支配资金匮乏，地方政府具体支出责任压力过大，其结果是基层政府事权实施打折或没有落实，形成政府低效。
解决“事权与财权不匹配”这一问题，有诸多可供选择的措施。一个是做好“税文章”，如对分税制的改革，国税与地税合二为一，充实地方政府税源，不过，这一改革牵涉到更多其他问题，并非是治理当前这一不匹配问题的特效药，但在税改问题上，一些酝酿已久的措施，如营业税改增值税，虽会减少税收，但在税收管理上会使财力分配更均衡。财力是财权的基础。
第二个思路是改革事权，政府应以减支减税和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能下放的事权尽量下放，需要强化的事权进行强化，可交给下级政府的审批权，尽量交给下级政府，或者对事权进行市场化政府采购，以优化政府间事权结构，增进整体政府效能。事权结构优化与法定化，有利于规范上级政府膨胀的财权和失范的财力。
第三个思路是变财权为支出责任，权力变责任，遏制地方 “跑部钱进”的无序竞争和财力过度分配于某一地方的现象，使中央或省级以上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法律化和责任化。这一改革，甚至事关防腐的建设廉洁政府的重大问题。改革财权，就是改革财政体系，也是改革中阻力最大的一项。
政府财政理论强调三要素的和谐：事权、财权与财力相匹配，这一理论表明，目前仅以加大中央财政支出责任为主要手段的改革，虽会有所成效，但终究会被没有相配套的事权与财力带来的反作用相抵消，也就是说，唯有事权与财权及财力齐步调整关系，政府改革才会产生持久的良好效果。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