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上演的武汉“电视问政”出现了一幕好戏：当“问”及公车私用乱象时，坐在问政台上的武汉市委秘书长龙正才坦诚地说，“当前公车规模太庞大，导致公车私用都见怪不怪，包括本人在内都有公车私用情况。”在作了这番自我批评后建议说，解决公车私用，关键是要加快公车改革，缩小公车规模。（7月4日《新京报》）
龙秘书长勇气可嘉，面对全市的电视公众敢自曝公车私用，殊为难得。在此，有必要探究一下这份勇气从何而来。简单地说，有这么几点：一是法不责众。环顾国内，凡是当官的，或多或少都存在公车私用的行为，除了几起典型案例外，鲜有官员因公车私用受到处罚。尤秘书长即便不自曝，人们也心知肚明；就算自曝了，也不会受处罚。二是“电视问政”只是问问而已，在场的“问者”没“问责”权，事实上也不敢“问责”，因此说，被“问”到的官员大不了“红红脸”，至多“出出汗”罢了，无伤大雅。
事实也是，当尤秘书长自曝公车私用后，在场的“问政”者再无“追问”，如偶尔私用呢还是经常私用？是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呢还是私用在红白喜事上？现在还在私用吗？今后还会私用吗？你对自己违规私用公车持何看法？愿意接受处罚吗？如此这般，再无下“问”。当然，更没有人提出要对秘书长进行问责。
这样一来，“电视问政”的意义也就打了折扣。“问”，谁不会“问”，关键要看“问”得深，“问”得巧妙，“问”到点子上，而不是满足于蜻蜓点水般的、浮光掠影般的“问”。尤其重要的是，对“问”到的“问题”和“问题人”，要进行“问责”，而不是稀里糊涂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尤秘书长自曝公车私用，将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在场的“问政”者却没后续行动，反倒显得公车私用有理了。这样的“电视问政”是否有点滑稽？
作为一项新的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电视问政”有诸多亮点，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突出的就是只“问政”不“问责”，这样，使得“电视问政”成了半拉子工程。秘书长自曝公车私用再无下“问”一节，恰恰暴露出了“电视问政”的一大缺陷，需要武汉市纪委在接下来的实践中进行改革和完善，就如何处理“问政”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问题官员，拟定方案措施，将“问政”与“问责”结合起来，以此来提升“电视问政”的效果和公信力。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