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中国30个主要城市大约63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52%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现任市长，然而被调查者中只有32%的人能叫出市长的名字。这一调查涉及人群包括4个直辖市，以及除拉萨以外所有省和自治区省会城市从18岁到60岁的常住人口。（6月3日《环球时报》）
“仅3成市民能叫出市长的名字”，是个饶有意味的话题。不知道这样的一项调查，是能够反映出市民本身对市长的不感冒，还是市长自身影响力或个人魅力的弱势。按理说，市民社会之中，市长是一座城市的大管家。市民们若有问题，则需要市长及其班子成员来解决。可是，如果我们连市长的名字都喊不出，市长作为大管家的作用，又应当体现在哪里？市民们的民生疾苦与对市政的意见或建议，又应该通过何种路径向上传达？
“喊不出市长名字”的现实，给当下社会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在通往市民社会的路途之中，市民与市长，应该有怎样的关系格局？
市长的名字，主要出现在什么场合？这是一个必须要搞明白的问题。如果不看当地的官方新闻，不在本市的政府网站上刻意去记忆市领导的名字，仅凭几部市长从来不自己接听的“市长热线”、不自己审阅和批复的“市长信箱”，市长确实是很难与普通市民产生交集的。由此，市长表面上看起来更像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而早已经不再是“邻居大哥”的形象了。
以上只是表面原因。从根本上讲，市长之所以无人知晓，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权力的来源问题。市长的权力来源于何处？表面上看来，市长的要经过地方人大的选举。但是，因为“空降”、“调任”等现象的存在，市长的权力来源往往不来源于当地人大的选举。市长并非由市民选举产生的，造成的后果就是，市民们对当选市长的人，连起码的脸熟也可能做不到了。
二是，权力的考核问题。当下体制之中，考核市长的方式与标准，基本都是由上及下。因为考核机制的过于单一，一座城市的修建与改造，往往更为注重外在的形象。各地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之所以泛滥，多与市长的考核机制有关。而市长们在百姓那里的口碑，占有的份量极少。另外，口碑好的市长，未必能够在一座城市呆久。大同市市委书记耿彦波被调任太原市代理市长一事件之中，即便是大同市民们万般挽留，仍然没有留住耿市长。
另外，我国许多市长，不过是人事任免和升迁过程中的过渡资历。比如，80后的周森锋在湖北宜城市担任市长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便调往了神农架林区。一座城市的市长，如果不能在这座城市中呆很长的时间，则难免有“打酱油”之嫌。另外，一些市长已经远离了草根，比如，在辽宁省庄河市，千名村民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是惨遭拒绝，千余市长下跪跪不出一位市长露面，甚至成为坊间奇闻。
“喊不出市长名字”是市民社会的尴尬。细细来说，这并非是市长一人的尴尬，也并非市民们的尴尬，而是现有体制之下，市长这一角色的尴尬。市长若想有更高的知名度，显然不仅仅需要多下基层，深入草根，还需要从权力的产生机制以及考评机制上进行改革。唯有如此，市长才可能会成为市民们知晓的市长。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