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民日报旗下的网站公布了一项关于“基层干部群体形象”的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基层干部认为当前社会对其存在普遍误读；超过六成的基层干部认为被“低估了”；七成基层干部焦虑“社会舆论不公平不公正”。有趣的是，这个干部自我评估的结果与网民评估的结果差距很大，比如，有54.44%的基层干部认为当前社会上对他们误读、误解甚至丑化的情况“普遍”，但只有15.75%的网友选择“普遍”；再比如，针对“社会舆论中基层干部印象”一项，60.67%的基层干部认为“低估了，过于负面”；45.28%的网友则认为“高估了，过于正面”。
调查者展现这个差距，试图暗示网络舆论正在夸大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但反向理解这个差距亦顺理成章——基层干部还远未达到公众要求的“正面形象”。在十多年来的新闻历史中，这个群体的名字一贯和征地强拆、拦访截访、私设监狱、官民冲突联系在一起，如果形象正面才真令人称奇。新闻固不是生活，依据新闻做判断也容易见树木不见森林，但多年来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的“犯事”如出一辙、棋出一手，这种雷同或多或少能勾勒出他们的群体特征。
面对“污名化”的现实，基层干部太委屈。但这个委屈其实并非源自舆论误读，而是源自他们自身在中国行政架构中的角色。从上层角度看，他们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出口、是现行制度和规则的第一操作者；而从公众角度看，他们则是这些政策的责任人、是这些规则的维护者。如果这些规则和政策本身就与公众意见相悖，那么他们要么就因为执行不力而丢乌纱，要么就会因为激起民愤而成替罪羊。“双面胶”的角色意味着，他们的很多施政方针都是在两害相权中取其轻。
袁厉害事件曾倒逼国家民政部门调整规范了民间收养政策，但在此之前，包括兰考民政局局长、城关镇镇长在内的六名一线责任人已经为既有政策“殉道”；上访妈妈一案中，地方政府信访考核下的维稳压力因“唐慧劳教”而被带出水面，当地富家桥镇政府因为在上访方面负有“属地管理”责任而苦不堪言，镇干部称“花费百万”、“高度紧张”、“日子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在各种公民与制度的对抗中，基层干部往往因为“体制代言人”的角色而被清算。
没错，“个别基层干部的贪腐行为”是造成整个群体污名化的重要原因。不过更普遍看来，这个体量上臃肿、政治上脆弱的群体之所以形象负面，是因为作为制度执行人，他们不管愿不愿意，都已经成为了体制缺陷的代理人、成为了“中国式”问题的制造者。基层干部真正的委屈之处恐怕在于，老百姓把整个社会不公的账都率先算在了他们头上。
今天另外一则“13岁女孩水泼乡干部被铐”的新闻或可为此提供具体注解。常见的基层官民冲突——乡干部与城管队开展农贸市场整治，遭遇摆摊群众的反抗直至肢体冲突。后者认为这样做是保护自己的生存出路和正当权益，前者则认为这是正当整治和正当执法，因为要开展“多彩贵州文明行动”，因为“市县整治办将可乐乡列为重点督查乡镇之一”。对于“正当性”，他们已经有了各自的表述。
“暴力执法”背后基层干部的角色困境，或可由此得见一斑。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