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常务会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本报昨日13版报道）
“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的落脚点非常鲜明，就是要给社会“最不利者”以希望，事实上也是给整个社会以希望，给所有公众以希望。如果社会“最不利者”都能拥有向上的希望，其他群体的希望不就更多了吗？社会的活力不也就更勃发了吗？
“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是正义公平的体现。正义论大师罗尔斯认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不利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农村学生是社会“最不利者”有着事实明证，农村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中总体上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在就业上也不公平，据统计，2010年清华大学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7％，北京大学的农村生源仅占一成。2011年清华大学新生中县级以下中学学生近500人，只占清华新生的1／7左右。西安交通大学2010年农村学生比例为33.4％，2011年为32.5％。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城市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可以看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作为教育领域中的“机会最小者”，农村学生迫切需要制度正义来关照。一个社会和制度只有把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放在首位，让“最不利者”不能因为一些偶然因素导致他们无法享受自己的权利，才能为弱者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证明。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在一定意义上，给农村学生以机会是一种必然，受益的也不仅仅是农村学生，而是社会。笔者以为，“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就助于消除可能产生的社会紧张，进而增进阶层和谐。
现代教育的理想和使命，是努力减少由出身造成的对儿童所获得的教育机会的制约。潘光旦和费孝通二位先生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相比之下，我国大学中农村学生数量的递减，让人汗颜。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的问题，更是关涉更大层面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应认识到，只有改善当前体制，让处于地位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梦想，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而“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不仅及时有力，也有利于发挥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的效应。当然，为了避免强势集团挟持和异化政策，应强化政策的透明和公正，让社会最不利者真正享受到正义的雨露。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