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粗放化、简单化的做法，值得警惕。
许多代表委员提出，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也高度重视，但实践中存在一些错误做法需要及时纠正。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广安市委书记侯晓春认为，“一些地方的城镇化‘抓了经济忘了人’，盲目搞城镇扩容，将城镇化简化成征地、拆迁、盖楼。”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则认为，“城镇化不看有多少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镇，而在于这些人在改变户籍和工作后能否享有有尊严的劳动。”
归纳代表委员的看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追求规模，把城镇化看作是城镇数量、面积、人口的增加，造成“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即“半拉子城镇化”。二是产业空心化，不注重产业支撑和消费能力培育，造成有城无市、新城变空城，即“过度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所在，其潜力主要表现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具体而言，要使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必须以民生改善为目的，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社会文化等由“乡”到“城”的转变。其中，促进农村人口向市民转变，使其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但近年来，新进入城镇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只是在城市有一份并不稳定的职业，无法真正安家，随时有可能因为失业而回归农民身份。许多代表委员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绝非相关部门在电脑中改变一下户籍那么简单，当前迫切需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
首先，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向。大量农民工向少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集中，极大推动了这些地方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了这些地方的生存成本，超越了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长远看，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所在地安家落户，另一方面，要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加快调整地区生产力布局，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内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人口布局。
其次，要充分考虑农村转移人口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尊重和保护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利，不仅可以让转移进城的农民进退有路，还有利于规范发展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留乡务农农民的收入。
再次，还要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进城农民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培训等方面，拥有和城市群体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从而使新型城镇化成为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成为以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还要有四化同步、增强产业支撑的意识。政府在产业规划之初，就必须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哪些城镇适合发展工业，哪些必须给予生态保护。由于城镇化客观上伴随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风险，必须妥善处理好增长与环保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牢固树立资源节约、集约发展、因地制宜的意识，那种浪费宝贵土地资源的“跑马圈地”式粗放开发，必须得到扭转。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