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特殊的大同县已“觊觎”贫困政策十几年。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比，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最近，贫困县屡出新闻，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人气”居高不下，而且涉及面也是颇为广泛，“贫困县”怪象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孰不知，“贫困县”一直都是很多地方千方百计争抢的“桂冠”。1986年起我国启动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当时划定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有258个。25年之后，重新认定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592个。贫困县数量翻倍增长，难道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倒退了吗？当然不是，而是一些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和政绩观倒退了。
十几年前，也许国家对贫困县的“待遇”没有如今这么优厚，也许当时的小康县真的要比贫困县富裕很多。十几年过去了。随着国家对贫困县的“待遇”越来越优厚，不仅享受扶贫资金，还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今，带上贫困县“高帽”的地区不用付出多少努力，就能像小康县一样富裕，谁还愿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呢？
然而，又有多少贫困县的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能够真正给当地百姓带来实惠？当地领导好不容易“跑部钱进”换来了贫困县的“高帽”，有怎可轻易将贫困县的“福利”交给百姓？且看看这些已经屡屡见诸报端的新闻：贫困县领导的豪华座驾，贫困县官员为老人举办的奢华葬礼，贫困县领导举办大排场乔迁庆典……原来真正富起来的是这些贫困县的官员们，原来贫困县“香馍馍”真正喂饱的是这些官员们。而那些贫困县的百姓们生活依然困苦，那些曾经属于小康县的百姓们生活更是大不如前。这让笔者联想到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争当贫困县怪象也暴露出了国家级贫困县这一制度设计存在不少漏洞，必须加以完善。与其通过提高进入门槛来弥补缺陷，不如面向村级甚至面向个人，建立起普惠性、广参与的扶贫机制，减少资源分配的中间层次，让贫困县的实惠真正落到百姓手中。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