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企业不敢投资，因为它的盈利预期很可能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到时候即使帐面上的利润率有5%、10%，但由于此时货币贬值的速度可能更快，实际上反而是亏损或者白干。此时，企业的投资和贷款意愿自然就趋于疲软，经济活动就会萎缩，GDP增长就会下滑，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乃至萧条。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强调：“要保持经济增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关于经济增长的最新说法，让人再次反思经济增长的目的和方式究竟是什么？
诚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增长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人均GDP还比较低，因此，中国经济必须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必须有一定量的积累，这是一切的基础。如果中国经济没有一定增速，其他方面都无从谈起，甚至连基本的社会稳定都无从保障。但是，按照经济增长理论来讲，中国经济已步入了规模递减效应阶段，光靠以往盲目的扩大经济规模（主要是投资）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缺乏效益质量、是含有“水分”的。当这种带有“水分”的经济增长被“泡大”后，不仅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还会直接导致对经济走势的盲目乐观，从而影响到决策层的政策制定和把握，而政策的不合理调整会危害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大局。挤掉经济增长的“水分”，实现实实在在的增长，势在必行！
产生带有“水分”经济增长主要有三种产生渠道：一种是通过货币超发方式引致的经济增长，以往经济增长中最大的一个水分就是货币，经济体重投放的货币太多了，货币增长有很大的误导性，会制造幻觉，看起来欣欣向荣，忙得不亦乐乎，实际却是在积聚错误，而且是最致命的方向性错误；第二种是来自统计部门的数字作假，搞政绩工程，搞政绩统计，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造假的统计数据一方面严重误导管理层从而误国误民，另一方面致使研究者无法获得相对准确和权威的数据而难以进行真实性的研究；第三种是以牺牲环境成本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最大化，造成诸多负面效应，譬如财富累积效应偏弱，产品质量效应堪忧，就业带动效应很小，收入分配效应较差，环境破坏效应过大等等。
中国以往的GDP增长中有水分，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中国长期的货币超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2年10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2年10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93.64万亿元，同比增长14.1%，高居世界第一。据测算，如果按照年初央行目标同比增长14%来衡量，那么到2012年年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将突破97万亿元，而在2013年一季度末，该数据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100万亿元。而在2008年末，该数据还不过47.52万亿元，仅用4年便实现了“倍增”。这种滥发货币的做法，不仅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也使得经济终将面临“流动性陷进”；对于政府来说，给自己带来的最直接的麻烦，就是要不停地“切换”自己的调控政策，以忽左忽右、忽收忽放来应对经济的忽冷忽热，恰如民间俚语所说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因此，经济周期也被搅乱，市场预期无所适从。可以说，在中国，“看得见的手”几乎已完全压倒了“看不见的手”。这既是滥发货币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必然结果。正像在社会政治领域必须要实行宪政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经济领域同样也是如此。
而经济领域对政府的限权，首先要限制的就是政府滥发货币的权力。如果政府可以滥发货币，那么，即使在其他方面再怎么市场化、自由化，这样的经济仍然难以称作市场经济。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企业不敢投资，因为它的盈利预期很可能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到时候即使账面上的利润率有5%、10%，但由于此时货币贬值的速度可能更快，实际上反而是亏损或者白干。此时，企业的投资和贷款意愿自然就趋于疲软，经济活动就会萎缩，GDP增长就会下滑，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乃至萧条。所以，要让经济成为“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必须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否则，“水分”就不可避免。
由于数据的造假产生有“水分”经济增长也是现实存在。据报道，大到GDP，小到村里的鸡鸭，都有统计数据方面的腐败；一些地方官员为谋取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有时会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地对统计数字弄虚作假。当然，较为隐秘的还是通过举办各类大型公共项目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些工程有不少属于典型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此类直接或间接向GDP数字注水的项目，虽然能够表现为经济的高增长，但却与民生关系不大。因为当领导的意志和政绩被高举时，对百姓有益的“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便被搁置了。从民生的角度看，这些面子工程是不可能有效益的，更无质量可言。根本原因在于：数字造假对某些人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否则他们不会有积极性去造假，因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解决此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民主选举：把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和监督权交还给当地民众，如果官员们只顾“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造假就是难免的。而在笔者看来，去除经济增长中的“水分”，还必须终结以政府投资保增长的旧的发展模式，让民间投资充当经济建设的投资主角。道理很简单：只有民间投资才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政府的投资却注定是低效率的，注定会造成浪费和腐败，虽然其投资在账面上也能表现为GDP，但却无法做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政府的投资应该只限于主要追求社会效益的公共品生产。货币超发，数据造假，政府投资，这三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增长就难以“去水分”。按说，从数字上看，中国以往30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以此计算，其创造的社会财富足以让国民的生活水平赶上至少是接近那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实际上，即便是按“平均数”而非“中位数”来计算，中国国民目前的收入也才刚刚进入世界中等水平。而在同一时间内，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比我们要低得多，但他们的生活水平至今仍然远离于我们，这一对比总以说明：他们的经济增长质量要比我们高得多。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要从重数量而变为重质量，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
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统计表上的数字增长，而是要追求经济质量的增长，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所以，判断经济发展水平，必须了解民众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多少实惠；判断官员政绩能力，必须以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作为硬性标准。习近平强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折射出中央挤出经济增长不良水分的坚定决心。要挤掉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同样离不开顶层设计。在制度层面上，要对一些重要机构，如统计部门的职能和权限进行合理梳理和定位，政府要避免和减少对统计工作的不当干预，确保统计数字尽可能地干净，并如实反映真实的经济生活；要努力避免一些地方官员唯GDP为重的政绩观，健全官员综合考核体系。总之，要实现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改革，以此预防并根治各级官员的浮夸动机。同时，还需要更加明晰的政策导向，让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地让全体人民分享到，而这也正是“实实在在增长”的内在要求。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