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说，官员财产公示被视为“反腐利器”，一些地方的试点工作引起极大关注。但一项有5604人参与的网络在线调查显示，90.81%网民对官员财产公示持不信任态度，理由是“灰色收入和转移性财产谁会公示”。
对这样一个小样本调查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宜捧之过高、求之过深，但从中也未尝不可以得到启示。民众一方面对推行官员财产公示怀有强烈而迫切的愿望，一方面又在此方面制度铺开之前就“持不信任态度”，似乎很有点先验论色彩，也让人感到矛盾难解。虽然不能据此认为对官员财产公示持不信任态度的人，在更大的范围也有同样高的比例，不过，这不信任的理由倒颇有说服力。做规划也好，搞试点也好，如果建立在民众不信任的基础上，结果一定是费力不讨好。因此，铸造官员财产公示这柄反腐利器，理应从民众“不信任”处入手，比如，从解决灰色收入和转移财产的问题入手。
从世界范围看，官员财产公示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制度，我国虽有几千年文明史，却无半点这方面的传统基因。因此，这一制度的确立，完全是一个移植的过程，也必然会遭遇严重的不适应。官员固然不适应，民众也未必就适应。这听上去有点奇怪，因为民众对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很高。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财不外露”仍然是当下官民普遍信奉的行为准则，你要去打听一个人的财产收入，往往是犯忌的事情，即使给你一个数字，大抵也是打了折扣的，你听了之后也很可能是“不信任”。官员对家庭财产公示有抵触情绪是客观事实，但不要忘了，官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民众。官民一旦发生易位，对官员财产公示的热情就可能两样。又比如，对财产变现或“借囊藏物”，专家的一致药方是，用全民财产登记制度，把官员藏在他处的财产“捉”出来。这至少在理论上是必要的，但要求民众申报财产，能否获得广泛支持还是一个未知数。由此也可见，单方面诉诸不信任往往是容易的，而建立互信则要困难得多。
从首次提出起，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我国已经“酝酿”25年，这个时间不能说短，却也不难看出引进这一制度所承受的阻力，以及阻力生成背后的各种复杂性关联。如果使用强力使一个全新的制度短期内大面积推开，虽然可以暂时满足对这一制度有迫切需求的主观愿望，但实践的结果却总是使人比推行这一制度之前更加沮丧。然而，用了四分之一世纪来“酝酿”，却迄今对公示主体、公示内容、公示方式、公示结果处置等还未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技术性支撑好像也不是有人宣示的那样保障有力，而现实中一些官员及其家属与财产有关的异常表现频发，更不免使很多人心急。其实，不必说公示，即使是早已开始的财产申报，在不少地方和部门也不过是虚应故事，对个人申报必不可少的审核更近于无。而从申报到公示，不亚于一次飞跃。
有人说，推行官员财产公示，急不得也等不得。这个见解似乎很平庸，其实很有洞察力。一部分民众之所以对还没有正式出台、更没有全面推开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缺乏信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时间以来，对此制度的探索仿佛总是在起点上徘徊，没有体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坚定不移的推进性。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或许难有一个时间表，但由哪几个部门牵头在做这件事、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是什么、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定期给民众一个“公示”，大约也能起到一定的增信释疑之效。（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