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后一场广州市政府领导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王东表示，要逐步收回公务员子女学前教育的特权。此前，广州通过公办幼儿园改革方案，明年将拨出70%的学位向社会公开招生，使学前教育告别拼爹时代。>>>新闻溯源
“舔犊之情”要说人皆有之，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是为人父母者的应尽职责。在这一点上，公务员群体当然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公务员对于子女教育的关注，尽其所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未尝不是“人情味”的体现。很难想象，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去关照，对子女教育都不尽责的人，能够承担并胜任为公众谋福利的重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务员群体为子女谋求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作为人之常情，的确无可非议。事实上，既然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假如所有人都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却非要公务员子女礼让为先，甚至靠边站，恐怕也难言公平。如此看来，公务员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孩子争取优质教育资源，似乎也符合公平竞争的规则。
事实上，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所以能“先得”，恐怕还不能全说是占便宜，而缘于其“近水”的优势。同样道理，对于公务员群体而言，作为财政供养人，以及公共服务与管理者，公办教育的举办，公办教育资源的投入，公务人员既然少不了要参与其中，甚至作出关键决策，相比普通公众，公务人员与优质公办教育资源的确离得更近，有了“近水楼台”的优势，岂有不去“先得月”之理。不仅如此，公务员子女对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先占有权，还常常有着解决公务人员后顾之忧这一貌似无比正当的理由。
只不过，子女教育问题悬而不决的“后顾之忧”，显然并非公务人员才会有，为何普遍存在的后顾之忧，偏偏为公务人员先解忧，恐怕值得质疑。而所谓公务员对公办优质教育资源“近水楼台”的优势，与其说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毋宁说是一种集体式以权谋私。尽管这一“潜规则”的形成，的确也有一些历史客观因素，但是，假如所有私人领域的“后顾之忧”都可以借用权力这双“近水楼台”之手获得优先安排的话，最终公务员优先的恐怕绝不仅仅是子女入学，而必然意味着“公权私用”的泛化。
而按理来说，尽量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显然不应包括“权力优先”这一选项。这不仅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霸占，同样是当下教育资源畸形分配的根源所在。既然公务员子女教育问题已无后顾之忧，可以“近水楼台”的得到求解，接下来的恐怕必然是教育资源分配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公办超级名校的诞生，也就不难解释。至于公办教育资源的分配偏离其初衷，甚至“公办不公”，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正如从来不坐公交车的公仆，绝不可能设身处地的去解决公共交通难题，同样道理，根本感受不到入学难与教育不公的公仆，也不可能推动教育均衡的实现，反而有着加剧教育不公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公务员子女的教育特权，不仅是对特权的取消，同样是扭转当下教育资源分配机制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广州通过公办幼儿园改革方案，将70%学位向社会公开招生，公务员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都要经过程序，没有特权，其正面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当然，教育特权的退出，究竟“逐步”到何时，剩下的30%，以及幼教之外的特权何时退出，或许都应有个时间表。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