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一些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而言，如何改，怎么改，其实是第二位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和魄力，以开放的理念和姿态，打破目前改革的僵局，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二次改革的基本理念，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央高层换届后，频频释放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信号。最近几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深圳等地考察时说，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
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李克强在座谈会上讲话核心，那就是：“改革”；而用四个字概括无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个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从中央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很紧要的关头，再用传统的那种老路是走不出来的，必须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样的思路。由于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即“攻坚阶段”，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回过头来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至今，所创造的财富的确惊人，但分配不公、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问题也愈加显现。因此，在高层大力度推动以改革为新红利的情况下，人们对改革的期待已到峰顶。
尽管20年前，党的十四大即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改革陷于停滞对经济发展的阻力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改革似乎一时找不到方向，也失去了动力，只是在令人忧心的停滞僵持中，维持着一种暗流涌动的表面“平衡”。然而，正是这种所谓的表面“平衡”，基本耗光了中国的大部分发展动力和经济增长的潜力。
近来，82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连主持了两场关于改革的讨论。除了他一以贯之大力倡导的“改革”之外，这位被尊称为“吴市场”的老人嘴边儿，又多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词——“顶层设计”。在他看来，党的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就是顶层设计，就是路径的选择。
所谓顶层设计，涉及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其核心是三点：第一，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哪些是企业的权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反垄断以及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第三，谁来监管监管者？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任何个人、任何企业和政府（监管者）都必须受法治的规制。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不尽如人意，实际上就是没有限制政府的权利，让政府过多干预，市场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有分析认为，当前政府主导存在着三大问题：其一，政府一主导，必然扭曲价格机制、扭曲资源配置；其二，政府一主导，就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其三，一定时候形成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团体。
具体表现在，政府通过强化国企的垄断地位，把民营企业排除在外了，所以依靠垄断，它能够维护一种企业表面的利润，能够维护他们一些利益，而不至于被民营企业的竞争所击垮，所以这个时候，这样一种秩序对他们就最好了。
不久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来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民营企业家对国务院先后颁发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老“36条”并不太感兴趣。他们说，文件很好，但对一些垄断行业，民营企业不愿进入、不敢进入，担心有去无回。
为什么新老“36条”都会停留在纸面执行不下去呢？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有的铁路、能源、电信等领域，都是所谓的国民经济命脉，都是谁在把握？都是国有经济在掌控。而国有经济其实又都是属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动这些国有垄断行业放开，这种利益纠葛是很难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亲儿子开刀，是很难下手的。
这就滋生出“强政府、大国企”一类的词。在普通百姓眼里可能还有些陌生，但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的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以及多如牛毛的行政审批，其实根源都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政府干预市场过度。而这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亟待解决的最深层的问题。
但是，如何“改革”二字只停留在表面，不动真格，“改革”事实上就已经不复存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改革称作“创造性破坏”。显然，没有打破既有框架的勇气，创造性会毫无意义，对于深陷改革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来说，若想打破现有格局，必须兼具“创造性”的智慧和“破坏性”的勇气。
纵观世界一些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而言，如何改，怎么改，其实是第二位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和魄力，以开放的理念和姿态，打破目前改革的僵局，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二次改革的基本理念，这才是最重要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