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当前，摆在上海各级党组织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继续前进”的深刻主题，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布局，联系上海实际，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按照全面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十八大精神，本报今起陆续推出一批上海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的分析解读专论。
科学发展观体现党执政思想深化
张雄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定位，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八大报告中最大的理论亮点。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它们有着一致性和共同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本本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党情国情世情出发，在科学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鲜活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而深刻地发展为成熟的理论，从而卓有成效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原因有三。首先，科学发展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实践产物，其指导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四大诉求的驱动：当下亿万人民奔小康、追求幸福生活的诉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锲而不舍地追求强国富民的政治谋略及实践的诉求；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深度创新的客观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发展布局全面实施的行动诉求。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并整合了上述诉求的客观性和必要性，通过执政党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将历史的客观性、趋势性转变为科学理论的前瞻性、决策性。因此，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锐意改革、推行现代化建设、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大目标实践奋斗的产物。
科学发展观是杰出的政治哲学科学范本和行动纲领。它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实时分析与洞察国际社会发展最复杂的形势与环境，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事件、互联网引发的人类生存方式重大变化及第三次产业革命等规律趋势，从知变、应变和策变的战略构思中，深刻总结和形成了体现我们党执政睿智的指导思想。近十年的执政成就，充分彰显科学发展观所内含的政治自强、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的广度与深度，是我们党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具有“人民性”的标志。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轴心原理的三次逻辑深化、三次深度推进、三次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实现了轴心原理的第三次逻辑深化：第一次是关于“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反思，第二次是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反思，第三次是关于“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发展布局”的反思。科学发展观实现了轴心原理的第三次深度推进：第一次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认识与回答，第二次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性认识与回答，第三次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历史性认识与回答。科学发展观实现了轴心原理的第三次与时俱进：第一次是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次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三次是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可见，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追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原因还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存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例如，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如何从经济大国迈向文化强国，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解决人力资源培养机制问题，如何解决新形势下国民财富体系及运行模式创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在财富公平分配基础上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如果背离科学发展的理念，就会迷失方向，就可能中断可持续发展进程，从而丧失机遇，因此必须予以警惕。
（作者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研究》首席专家、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协商民主制度开创政治建设新境界
林尚立
十八大报告明确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个政治决断，表明我们党对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和把握。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建设和发展将产生战略性的作用和影响。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推进人民民主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论是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逻辑出发，还是从中国民主化发展的现实逻辑出发，人民民主的建设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人民的积极探索和现实的丰富实践基础上。为此，我们党在推进人民民主、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中，努力从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出发，结合中国民主成长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创造性地将民主协商全面引入政治生活，并在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贯穿整个民主生活的制度体系，即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确立，是人民民主在中国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已融入中国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民主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平台。
上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为修补代议民主所带来的公民与公共决策之间脱离的缺陷，也进行了比较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和理论概括。但是，党的十八大所强调的协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实践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因为，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成长是人民民主实践的产物，体现的是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制度，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其次，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使其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再次，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制度，有效地将党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全面吸纳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制度体系，转化为党和政府与广大群众进行制度化协商对话的制度体系；最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制度，充实和巩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拥有了保障自己权利、实现自我管理、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基础与行动路径。
由于协商民主制度观照的是人民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全局，所以健全和发展协商民主制度将对新时期人民民主的实践和发展产生全局性、根本性的推动作用。首先，协商民主制度将使基于人民民主所形成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有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与实践平台。日益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加上日益发达的网络技术，将为此提供有效的保障，从而使人民民主具备更为切实的实现条件。其次，协商民主制度将使中国社会不仅能够创造并维持多元活力，而且能够在社会分化中保持人民团结、社会和谐及国家统一，从而使多元的活力与一体的合力共同成为推进民族振兴、国家发展的积极力量。再次，协商民主制度将使中国的民主建设创造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行结合的民主运行体系，从而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实践有着切实有效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最后，协商民主制度将为中国的民主化发展释放出更多的参与空间、制度平台及工作机制，从而使得结构与关系日益复杂、公民参与需求日益增强、程序与规范化要求日益提高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够长久地保持在稳定、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总之，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战略部署将开创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新境界，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
制度建设需符合科学发展
周锦尉
十八大报告中 “制度自信”、“制度体系”等关键词汇，引人注目。报告在阐述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五个新要求以后，提出了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加以贯彻。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一直成为我们的指导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各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都是与制度建设的努力推进密不可分的。经济方面，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方面的制度和体系，对外开放方面的制度和体系，推进了经济有效、公平和持续的发展。政治方面，在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扩大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各项工作的法制化。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各种制度、机制体制也有力地推进，使我国各方面建设既充满活力，又能有序、和谐地进行。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一个经济高速推进且社会转型发展的国家中，制度容易 “跟不上”，即旧的制度“不适应”、“不管用”了，新的制度一时还没能制定出来，出现制度漏洞甚至“真空”，以致社会在行为方面一时失范，形成一些负面行为和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既要遵循实践规律，勇敢地去创造、探索、总结、继续前行，又要静下心来，形成制度，使一些好做法成熟以后“定型”下来。十八大在列举我们已经建立的各种制度时，突出了 “完善”制度的要求，就是这种更为艰巨的工作。
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件易事。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这一要求很有针对性。改革初期，改革需要有勇气，这一点，我们走过来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同样应该有这种“勇气和智慧”。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已经相当壮大，小日子过过蛮不错了，有人会缺乏一种创新的冲动，可能精神懈怠；一些重要领域改革，可能动一发而牵动多方，有人因此会畏难，缺乏担当精神。可见，继续那种“敢闯敢试”的勇气是多么可贵！
其次，“制度建设”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很可能是精细活儿，难度更高。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然而仅仅有基本制度还不够，还需要各种具体的制度。比如，报告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 “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络群众制度”，就是人大具体制度的建设要求。上海已经建立的全市范围的、落实在各街道的“人大代表联络室”，就是一项有益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和完善工作。这需要更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总结群众的创造性经验，加以提炼并形成制度化的东西，然后再实践，再进一步逐步定型。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研究室主任、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真实国情是推进改革的根本依据
杨建文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目前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
这三者中，最核心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这是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对今天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也是对我国今后发展方位的科学确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从根本上讲，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摆脱不发达的状态，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例如，我国经济总量虽已成为世界第二，但代表一国富裕程度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432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制造业产能产出位居世界第一，但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核心设备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很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任务非常紧迫、非常艰难。
又如，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且改革攻坚的难度越来越大。真正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则的问题，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问题，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都还需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再如，我国人民的收入、生活水平虽有明显提高，但仍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最高接近0.5。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如果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那么，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是1.5亿。
此外，尽管取消了农业税，在农村推行医疗和养老保险，但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因此，需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社会生产仍然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
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求把真实的中国国情作为推进改革和谋求发展的根本依据。
具体地讲，为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首要任务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尤其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自觉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不动摇，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不懈怠。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是没道理的。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根据科学发展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通过创新驱动增强发展新动力，通过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通过更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以及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促使中国走上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文明之路、崛起之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
诸大建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有价值定位、有战略目标、有行动领域、有制度保障的建设体系，富有新意和系统性。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定位上，把生态文明纳入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强调了生态文明与其他四个文明的关系。虽然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了生态文明，但当时存在不同说法，例如，“四大建设”中有社会没有生态，“四个文明”中有生态没有社会。十八大进一步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布局，使科学发展观在要素内容上，不但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具有了与国际上通行的可持续发展四面体模型 （经济—社会—环境—治理）进行对话的可能。另一方面，报告强调，生态文明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提出了结构化、一体化的见解。这可以消除以往总是把生态文明看作单纯的资源环保事务的误解，促进生态文明进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框架，实现中国整个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
二是在目标上，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长期战略，提出了明确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这里，生态文明不是一般性、抽象化的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战略，并且用独立的一章内容进行展开。相信这对以后的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结构安排和政策内容，会带来长期的重大影响。
三是在行动上，针对中国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四大领域。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建设中的三个重要关系。其一，在国土空间上，处理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三生协调”关系；其二，在物质流上，处理好输入端资源能源节约（针对能、水、地、材等主要稀缺资源）和输出端生态环境保护（针对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关系；其三，在发展质量上，引入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即生态服务的崭新观念，强调了好的发展是包括物品服务、人工服务、生态服务的完整系统。提出这些重要的行动和关系，将对中国经济的创新和转型，带来方向性的启示和约束性的指示。例如，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应该更多地强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创新，而不是节约劳动、与人不友好的创新；中国的产业转型应该包含从不可持续的“褐色产业”转向可持续性的绿色产业等。
四是在制度上，强调了生态文明中建设行动要与制度安排相匹配，后者为前者提供保障和激励。报告在总体目标部分和生态文明建设专章，均强调了“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因为有制度而无建设，或有建设而无制度，都无法保证生态文明的真正落实，而过去中国在生态文明发展上，总难以做到制度与建设相匹配。报告提出的有关生态文明的制度，包括综合发展评估指标、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制度、资源价格和税收政策、环境损害赔偿政策、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等等，体现了政府规制、市场手段、公众参与等的三管齐下，有利于从政策激励和约束上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生态文明新格局。
（作者系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