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三成医务人员曾遭遇医患冲突。2008年-2011年，医生遭遇暴力袭击从3.7%升到4.5%。17日举行的2012医院院长武汉高峰论坛上，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认为，医患冲突根源在于公立医院“灵魂”公益性的缺失。解决医患矛盾，根本在于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管办分离、支付方式改革和医药分开、建立有序医疗体系。（11月18日 《长江日报》）
当前，像饶克勤这样意识到解决医患冲突的有效途径的不少，不过，去真正制度化践行这些有效办法的行动却一直鲜见，始终难以“临盆”。有时会喧哗一阵，但只是“嘴上”与“文件上”的革新运动。而在百姓看病仍贵、仍难的现实语境下，今年5月，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公布的《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调查报告》却显示，2/3以上的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表示满意，低于10%的表示不满意。
这有些吊诡。其实，我们仅需看看作此调查的主角身份，便有理由怀疑这种统计结果的真实性。首先，每个人都有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一个部门恐怕也不例外。卫生部说超七成受调查民众对当前的医疗服务满意，也就不难理解；其二，满意度调查至少应公布调查对象、人数、行业分布和城市分布，以及调查所涉及的问题内容等。如果只公布调查结果，不公布前述内容，这难免会看到公众的怀疑眼神。
实际上，面对不断增加的的医患冲突，我们是该深度反思了，医患和谐关系缘何构建得如此艰难，阻碍到底是啥？是什么让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成为这么多人心中的“灰影”？这难道只能怪医生吗？恐非如此。面对并非个案的血淋淋的医患冲突悲剧，按理说，公众理当把鞭子挥向罪恶的杀医凶手，但在一项网络调查中，竟有六成民众对“杀医案心生高兴”。这样的“高兴”，当然不仅仅是医生的惊悚，更让广大民众忧惧。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两名医生。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著名骨科专家葛宝丰，他从医65载，诊治病人17万余人次，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葛老说他“当医生越当越胆小，大手术前都睡不着觉”，因为“医生一刀子，要想到病人一辈子”；另一位良心医生叫刘琼芳，她70岁已退休，至今仍受聘工作在医疗一线，她从医56年，身患3种癌症、4次接受手术，从未开过一张大处方，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纠纷和事故。
为何他们这样的医生较少，原因似乎很复杂，其实不然。根源还是我们的医卫制度的设置不利于“葛宝丰们”大量诞生。良心医生的出现，更多的靠他们自身的良好医德的铸就。医卫土壤里，由于体制本身的欠缺，导致“功利因子”不断蔓延，让很多医生身不由已、开药捞钱。所以，才有人将葛宝丰等良心医生的出现说成是“孤独的行吟者”，难以形成鲶鱼效应，这并不过分。
当前，虽然我国《执业医师法》中，对医生故意开“大处方”早有禁令，医生收医药回扣行为可面临吊销医生执业证书的严处；两高院给 “医生回扣”进行了法律定性：医生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以受贿罪论罚。但真正兑现惩处措施的极为鲜见。而比如斩断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链。医药分家，在新医改实施方案中虽然明确指出，但其后似乎一直有一股“逆向魔力”在阻碍着医院尽快回归公益性的脚步，一直停留在呼吁层面，总是“试点”过没完。这是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了。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