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莫非
法国西巴黎大学荣休教授、“世界马克思大会”主席雅克·比岱
◆30年前，比岱的《如何理解？》哲学地解读《资本论》，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出色地开展了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但没有完成的工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一种新范式。如今，比岱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治哲学家之一，日前，他就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西方左翼思潮的最新发展以及全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等话题接受了专访。
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 thusser，1918—1990）在1965年为《保卫马克思》撰写的序言中，曾斩钉截铁地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但在晚年，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断裂“从未完成，而只是一种倾向”。促使阿尔都塞转变观点的人，正是当时的青年法国学者雅克·比岱（Jacques Bi det）。
当墨西哥哲学家费尔南达·纳瓦罗（Fernanda Navarro）在一次对阿尔都塞的访谈中问及这一问题时，阿尔都塞答到：“正如我曾说过的，比岱的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比岱接触了大量资料，包括我们在20年前所不知道的未刊手稿；这些资料是令人信服的。”
阿尔都塞在这里所提到的比岱的工作，就是后者出版于1985年的《如何理解？》。在该书中，雅克·比岱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出色地开展了阿尔都塞在《读》中提出但没有完成的工作：哲学地解读《资本论》。不仅如此，比岱还通过细致而富有创造性的分析，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哲学新锐已成为法国思想界的一代名宿，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治哲学家之一”（阿莱克斯·凯利尼克斯语）。如今，比岱是西巴黎大学（原巴黎十大）荣休教授、《今日马克思》杂志荣誉主编、“世界马克思大会”主席。他的代表著除了《如何理解？》之外，还有《现代性理论》（1990）、《一般理论》（1999）、《对于的探讨与重建》（2004）、《世界-国家：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011）等。比岱30年来全部理论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哲学探讨，“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具现实性的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当代视野”。他最引人瞩目的理论贡献是：在批判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以阿尔都塞思想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并广泛借鉴当代思想成果，提出了一个以“元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理论体系。
日前，在复旦大学讲学期间，比岱就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西方左翼思潮的最新发展以及全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热门话题，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金融危机仅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已无法得到解决
文汇报：对于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立场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您是如何理解当前仍在蔓延的金融危机之根源的？
比岱：关于这场危机，我和我的朋友杜梅尼尔（G.Duménil）的共同观点是，所谓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二战后逐步兴起的一股思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近30年来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用这个术语指称当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型社会秩序。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金融资本试图以全球化的方式重新获得霸权地位。
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当代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在新自由主义中继续发展，甚至可以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推动企业全球性扩张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地位的金融政策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形成的。在这种国际秩序之下，民族国家对经济已经失去了控制力，即便是美国也不例外。生产的“去区域化”导致美国贸易中出现大额逆差，而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则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在金融方面的依赖及其本身的脆弱性。
事实上，当前仍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正是始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如资本的无节制扩张、劳动者工资的下降、社会机构的坍塌以及失业问题的凸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的基本机制愈益复杂，上述问题或危机仅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已无法得到解决。
文汇报：西方社会左翼力量的兴起，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回应？
比岱：两者当然有关系，不过，从现实层面上来看问题要更复杂一些。事实上，西方左翼力量的兴起只有在当代阶级关系及其演变的大框架下才能得到理解。
在我看来，“统治阶级”和“基础阶级”构成了当代社会两大主要阶级。统治阶级又可以分为掌握财产的资产者与掌握管理技能和知识的权能者（compétents）。基础阶级则是指人民大众。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当代欧洲，我们可以看到，资产者特别是金融资本家掌握着根本性的社会权力，而权能者往往与基础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对抗资产者。
这一联盟的基础首先在于双方立场的相对一致性，即，两者都以掌握财产权力的资产者及其建立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为对立面。基础阶级由于其受压迫地位，自然是反抗资产者的主要社会力量；而权能者尽管也像资产者一样拥有相当的社会权力，但这一权力与资产者不同，它是以在“所有人之间”建立“合理关系”、以超越“每个人之间”的“理性关系”为目标的力量。
这一联盟的基础也在于两者的互补性：对于权能者来说，基础阶级所具有的反抗性力量也足以成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对于基础阶级来说，与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等为代表的权能者的结盟也使自己获得了“组织性”的力量和运动的方向。欧洲左翼力量的兴起与这一联盟的建立紧密相联。
文汇报：这种权能者和基础阶级的联盟至今依然稳固吗？
比岱：从历史上看，基础阶级和权能者阶层结成的联盟大致建立于20世纪30和40年代。但如果我们审视现实的话，就会发现，情况已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就欧洲的情况而言，这与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有关。二战后建立欧盟的那些人都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因此，欧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空间；尽管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因而左翼人士也有可能利用它，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这一由欧盟开启的宏大空间看起来仍由金融权力所控制，而左翼力量对这一权力的反抗仍在继续。
迄今为止，欧盟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仍是一个有效力的空间，这个空间对人们更有吸引力，而对于公民权的保证而言，它的重要性还无法被替代。但从某种意义上看，欧盟显然已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范畴，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延续并巩固了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具有超民族国家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在其表现形式上吸纳了左翼所吁求的组织化和“社会-民族”的一些要素，在此背景下，欧洲的左翼力量开始出现分化，权能者阶层越来越多地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从而出现内部分化，政治-社会的“精英”逐渐被“金融”所控制。这样，权能者与基础阶级的联盟正走向瓦解。
文汇报：当下欧洲的党派政治是否反映了这一趋势？
比岱：正是如此。政治合法性在当代的基本体现方式，是多数人的意见主导政府行为，但是在现代政治的历史中，人们会发现这种所谓“多数”往往被以各种方式所扭曲，比如对选举权附设性别、税负或种族的条件等等。然而，不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在以各种方式谈论“多数”，它们都竭力不使自己与对手的差异被归结为具有确定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的“左右翼党争”。
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以某种确定的标准去衡量所谓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所谓“左翼”和“右翼”的区别，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的分裂无关，而仅与统治阶级内部的“两极”即资产者和权能者的斗争有关。随着资产者所代表的财产的力量与权能者所代表的组织的力量此消彼长，它们各自的社会-经济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在两者达成妥协、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时，权能者与基础阶级就易于结成联盟以对抗资产者，正如我们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所看到的那样。但在“世界-国家”的背景之下，上述在民族国家之内实现的平衡被打破了，金融的力量压倒了精英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左翼”政党所代表的也就基本是统治阶级的立场了。对于欧盟的情况来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两个主要政党，但整体上看，其政治可被概括为：具有西方特色的一党制。
具有国家特征的“世界-国家”正在孕育过程之中
文汇报：在您的上述观点中，“世界-国家”概念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是一个假设或预言吗？它与“世界体系”概念有何不同？
比岱：“世界-国家”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假设，也不是一个对于世界政府的预言。它所要描述的，是一种当代世界的内在趋势：一个全人类层面上的、以资本主义为“法律”的政治共同体的建立。这里的要点是：一方面，人类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特定领土与人口的限制，走向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这一全球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是以“异化”的方式开始的。
严格说来，“世界-国家”正在孕育过程之中，但它已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现实影响。“世界-国家”不同于“世界体系”，后者是“国家间”的关系网络，而前者则具有“国家”特征。“国际”关系中总是会存在一个或几个中心，与此相应的是其边缘地带。比如中国和希腊都曾成为局部国际关系的中心，欧洲曾成为近代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的中心，而美国则是新时代的中心。
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体系都有自己的生命，中心统治着边缘，边缘拱卫着中心，而后边缘逐渐强大，中心随之衰落。这种对于历史的循环式理解或许局部有效，但无法解释当代人类社会的趋势。事实上，我们已经无法再获得诸如“在美国之后，谁将成为新的中心？”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当我们以唯物主义态度审视我们的生活时，就会发现，如果从现代性的发展来看，世界体系虽在当代社会依然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但“世界-国家”的出现已使单纯的“中心-边缘”的分析模式失效了。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世界-国家”与世界体系、民族国家之间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在当下展示出一种“共谋”和“混融”的关系，即，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原则将三者裹挟在一起，为资本的剥削和逐利服务。要理解“世界-国家”，我们不仅要将这一概念中的“国家”与自由主义对国家的理解区分开来，而且还要将之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区分开来。但由于“世界-国家”是从当前的“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抛弃“市民社会”、“公民”、“阶级”这些概念以及对它们的分析，而要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新状况。特别是，作为与整个地球有关、试图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人类共同体，“世界-国家”的“国家”一面日益凸显，它内在于共同体，要求实现人类范围内的自我管理。因而，在“世界-国家”阶段，仍然会有一些“装置”存在：一些是公共的，如联合国；一些是私人性的，如制定股票交易规则的联合会；还有一些是处理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
文汇报：如此看来，您的“世界-国家”理论是您的现代性理论的发展和延伸。您的现代性理论能否避免欧洲中心主义？
比岱：我所理解的现代性，其基本含义是市场的力量与组织的力量（我将两者视为现代社会的“元结构”，它们是理性的两种工具化方式）之间的协调。现代性的开端，就在于市场和组织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构建社会的时刻。这就使我们得以从世界范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欧洲来看待现代性问题。
正如我在《世界-国家》一书中所强调的，按照我对现代性概念的这一界定，中国是最早出现现代性的地方：南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时期的国家开始扮演大地主、大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维持着两者的动态平衡，而这正是现代性的起点。在欧洲，类似的情形则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出现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里。不过市场与组织的协调并非如中国南宋那样靠国家保证，而是通过经济关系本身的“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二极性”转化为经济和法律-政治的“双重面相”而实现的。城市国家的民众的自治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因此，我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不同于马克思，即我不是从17世纪的英国、而是从13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分析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同时，我认为，对现代性来说，“开端”问题比“起源”问题更有意义，因为这里并不存在某种“逻辑必然性”。我的现代性理论固然主要基于意大利的历史经验，但它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中发现类似历程。关键的问题在于，当两个中介（市场和组织）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市场和组织对于特定时期的人类而言乃是“公器”，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这两种中介发展人际关系。中国的深层机制与欧洲有所不同。不过中国也并非一个孤岛：人们已无法再说现代性仅与西方有关了，事实上，中国目前也被市场和组织双重逻辑所控制；同时，“组织”是权能者和工人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但与欧洲一样，在中国，这一联盟也有弱化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权能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远了。
文汇报：您所提到的对于马克思理论的修正，是基于对当代社会变化的理解，还是出于您的理论构建的需要？
比岱：应当说两者兼有，进一步说，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分析中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迄今不容轻视。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要么被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要么被理解为一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理论框架。这两种理解都隐藏着深刻的矛盾。
在我看来，《资本论》第一卷前半部分关于市场逻辑的分析无法与后半部分关于社会革命的历史性表述自洽地统一在一起，“组织”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被设定为克服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所导致的诸多弊病的根本方式。事实上，市场与组织是现代性的两极，同是现代社会形式的构成部分，因而两者不能被割裂。人类解放的道路并非仅通过扬弃市场就能建立起来的。因此，我的理论工作的目标就在于，通过现代性理论的重建来重新奠定基础。
我认为这对当代人类实践也是具有意义的，尤其是，根据这一理论重建，我们不仅要历史地看待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且要重新理解和评价所谓左翼运动，尤其要澄清左翼运动与基础阶级的关系。
在“世界-国家”视野下，我们看到，属于基础阶级的“霸权性话语”即共产主义正在凸显。如果我们赞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的话，它就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历史“趋势”或一个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事实上，作为内在于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于基础阶级的自觉实践本身及其策略性视角之外。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