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联名30名专家学者向国务院、教育部以及北上广的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了“异地高考”建议方案。提出随迁子女高考应以3年或4年连续学籍为主要条件，不应该在社保年限等问题上设置高门槛，不对应务工人员分等级。(10月10日《京华时报》)
在各地正陆续酝酿异地高考政策的前夕，张千帆等人的“上书”，亦不啻为代民间立言，传达了绝大多数人对于即将“靴子落地”的随迁高考新政的预期。而从建议的内容可知，尽量弱化“就地高考”的门槛限制乃是要义。只要有三年连续学籍，及父母提供劳动、租房合同等证明，便可在“当地高考和录取”。这样的几乎每位外来务工者家庭都可达到的条件，委实十分普惠。
难便难在这种的确可以“不分贫富强弱”保证外来者子女受教育机会均等的良善设计，在现实中却面临着多重阻力。低门槛所引发的“激励效应”，可能会让不少人早早将孩子转入那些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的省份。此时，实际上真实的“随迁高考”和“高考移民”之间已经较难从程序上进行判别，而是变得暧昧不清。
如果对这种极有可能出现的“高考群体偏向性迁移”没有设计上的预估，高考这片虽饱受诟病，但依然被认为是目前最公平的绿地，将会出现更多因“功利性的逃离”而产生的高低不平的坑洼。教育资源集中的广沪或升学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的西部边远省份，可能会在“随迁”指挥棒下成为外籍考生蜂拥的重灾区。那些留守在家高考的孩子们，也就成了一种间接“逆向不公”的受害者。
“异地高考”的改革一直伴随着高考移民“投机”因素的矛盾，自然，越是宽松的标准，也就“钻空子”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而言，低门槛的“异地高考”虽最可令那些普通的外来务工子女收益，但也带来有权势的强势者趁机“搭便车”的副作用。如创造条件让即将升学的子女转到京城上学，学籍及常住证明，亦可在权钱关系中被疏通。
宽松的异地高考所带来的外来考试者的数量上的增多对所在地的教育体系的承载能力也是一种冲击。据统计，201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60.97万人。虽无法确知，高考人口中的外来者的具体数目，但对于一些城市而言，它既有的教育招录设计，往往没有将外籍考生考虑在内。如今，高考没有户籍之别，是个进步，但如何将新增的高考人口安置下来，亦是待趋解的未知数。
普惠式的“就地高考”愿景，在确保每个外迁者子女教育机会平等的同时，对所在地政府教育资金投入、政策执行力及监管渠道是否通畅透明，都有较高的依赖。否则，所谓的普惠式平等，就可能变成一种把每个人平均水平都拉低一把(虽可以就地高考，但外来者子女教育方面投入难以达标，输在起跑线上)的“口惠而实难至”。如此而言，“随迁高考”改革宜平稳有序进阶，追求冒进“毕其功于一役”，会带来高昂的制度成本，而滋生新的隐患和不公。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