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隐忧与应对 _中国经济网—

    中国城镇化正在高速推进。2007—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由594亿增加到691亿，城镇化率由4494%上升到5127%。城镇化日益成为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与此同时，高速城镇化也带来了大量环境污染，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高速推进的城镇化：深刻改变环境(一)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聚集加重城镇环境污染

    当人口高速向城镇大规模聚集时，会增加“三废”排放，降低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增加城镇的环境压力。

    1高速城镇化加剧了水污染。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城镇生活污水排放剧增。2000—2010年城镇新增人口22809万人，年均增长387%，新增人口生活污水累计排放量增加695.55亿吨，占污水新增排放量的9754%①(见表1略)。

    城镇人口与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相关系数高达098。2001—2010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平均值仅422%，未经处理的1800多亿吨生活污水和240多亿吨工业污水排放严重污染了城市的水环境。数据来源：根据表1及2000—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整理、计算。此期间全国水污染突发事件年平均579次，超过所有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年平均量(1107次)的一半。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整理、计算。环保部数据显示，全国90%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2010年,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联合对全国182个城市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结果显示在4110个水质监测点中,较差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占572%。中国城镇正面临相当严重的地下水污染危机。

    2高速城镇化加重了大气污染。随着城镇人口迅速膨胀，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城镇中工业与生活废气(包括二氧化硫、烟尘、粉尘等)排放量明显增加，导致大气污染加重。其中，工业废气的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占废气排放总量的85%以上，而城镇化引起的非农产业集中与快速增长又是工业废气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1990—2009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城镇化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最大，即城镇化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工业废气排放增加超过一个百分点。［1］

    3高速城镇化增加了固体废弃物(固废)污染。高速城镇化会使工业与生活固废产生量剧增。2000—2010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年均增长1154%，而且近几年呈加速增长趋势，2010年工业固废产生量为241亿吨，环比增长高达1814%，是2000年的近3倍。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整理、计算。以2000年为基准，截至2010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累计增加685亿吨，其中城镇人口增加引起的增量占4571%。假设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同时，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也迅速增加，2001-2011年城市垃圾产生量年平均增长近10%。城镇垃圾80%以上采取填埋处理(2010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累计埋存量已超过70亿吨)，焚烧处理比重尚未超过20%，无害化处理率一直很低(2008年全国城镇无害化处理率约为54%，其中城市为66%，县城及建制镇为16%)。中国60%以上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县城垃圾的处理问题也日益突出。(二)城镇污染向农村转移与扩散增加了农村环境污染

    1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土地日益稀缺，价格迅速上升，“生态门槛”也不断提高，大量污染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向郊区与农村迁移。因为排污收费与处罚费用低、污染受害人司法维权难、地方保护主义多、农村环保不受重视等原因，污染企业迁移到农村后很少进行治污设施投资，排放的“三废”更胜以前，大大增加了农村水、土壤与大气环境的污染，导致很多受污染地区农村居民饮的水、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致癌物质不断增多，癌症病发率增加，“癌症村”越来越多。因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与扩散，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频频出现，尤其是广东等工业发达、城镇化速度超快的地区，并有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确认的“癌症村”有33个

    (http://wenku.baidu.com/view/146858acdd3383c4bb4cd208.html)。2000—2008年，与环境污染相关度较高的肺癌，城市和农村发病率分别上升2938%和4773%；与环境污染相关度较高的肝癌，城市和农村发病率分别上升1304%和1712%。数据来源：全国卫生统计年报。1997—2005年，我国因环境问题上访者每年增加30%，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农村。［2］

    2污染物向农村转移与扩散。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很多城镇生态系统不堪重负，为缓解自身生态压力，把污染物直接向农村转移与扩散。一是大量未经处理或虽经处理但不达标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排入江河(据估算，2000—2010年未经处理的污水累计排放量超过2000亿吨)，引起农业灌溉用水和农村居民饮用水恶化；二是90%以上的城市垃圾在郊外或农村堆放或填埋，截至2011年累计堆放或填埋量超过60亿吨，逐渐污染周围农村的水、土壤与大气环境。例如上海市2003年起在金山区漕泾镇增丰村附近的海滩新建了一个大型露天垃圾场，无任何处理措施，严重污染该村的空气、水源，结果该村居民在2006年—2008年患癌症病死者就超过30人。

    (三)城镇化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了生态环境

    高速城镇化伴随着大规模的交通、供排水、供热、供气、防洪、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对生态环境既有不利影响，也有有利影响，其中不利影响尤其应引起重视。

    1对水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增加污水排放量。除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外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成后会导致城市硬化地面增加，减少暴露土壤量，使得雨水向地下渗透大为减少，从而导致三个较严重后果：一是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量会增大，并且容易被硬化地面上的垃圾等污染，形成很大的污水排放增量，严重影响江河湖泊的水质和生态环境。二是容易引起城镇内涝。2011年夏季，长沙、南昌、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北京等多个大城市在强降雨中出现严重内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硬化。三是容易引起地下水补充不足。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水过度开采，出现地面下沉，这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城市过度硬化、无法留住天降雨水有很大关系。2011年6月23日北京的降雨量平均约为50毫米，整个北京大约降下了8亿吨水，如果能留住，够北京2000多万人生活用水460多天。按照人均每年用水量31吨估算。

    2对植被形成了不良影响。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之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破坏原有植被，减少植被覆盖率。且基础设施建成后造成大面积硬化，减少雨水渗透，使植被的生长环境恶化。如森林覆盖率达到38%、远高于全国18%平均水平的广州市区已无原生植被。广州城镇建设用地和道路等交互切割，导致其北部山地的森林植被破碎化，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森林网络系统。［3］

    3对大气产生了不良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气体，增加大气污染或者温室效应。建成之后有的建筑物会源源不断地释放有害气体，继续增加大气污染。

    二、城镇化带来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理论分析(一)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中后期阶段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大致呈“S”型曲线变化的三个阶段Northam于1979年提出城镇化“S”曲线发展理论，其后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sitic增长模型模拟世界各个国家城镇化过程，并得出了图1中城镇化水平不同阶段临界点(U1，U2)与城镇化水平加速增长的拐点UM的众多不同的取值，并模拟出了第二个阶段大概的时间。(见图 1)：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的初始阶段、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的加速阶段、城镇化增速趋缓至停滞的终极阶段。据对日、英、德、法、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加速阶段的起点(U1)城镇化率为1437%-1862%之间；加速阶段中的后期放缓阶段起点(UM)为366%-4405%；加速阶段的终点(U2)为5363%-6948%；加速阶段的持续时间为37-77年。而较晚完成城镇化的韩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沙特等后发国家的城镇化加速阶段的起点、放缓阶段起点和终点的城镇化率明显要高些，其平均值分别为1894%、4482%和7069%。［4］

    图1城镇化“S”型曲线发展阶段

    韩国等后发国家的经验更适用于中国。我国城镇化在1979年(城镇化水平为1999%)左右开始进入加速阶段， 2011年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5］，已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中的增速相对放缓阶段。因此，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后期阶段，进入70%左右的第三阶段还需要15—20年左右时间。

    (二)国际经验表明，在城镇化加速阶段环境保护压力很大

    城镇化加速阶段往往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保护的压力与日俱增。由于市场调节对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环保产品失去作用，所以英、美、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城镇化达到加速阶段时都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1960—1970年日本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25%，此期间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大气与水质污染严重。为此日本经过持续的艰苦努力，到上世纪80年代才基本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如为了整治滋贺县的琵琶湖，日本就耗费了25年、185亿美元［6］。1955—1980年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城镇化水平从40%上升到60%，只用了25年时间，而欧洲用了50年时间［7］。过快的城镇化导致拉美城镇环保压力不断加大。1980年巴西城市有50%的住房没有下水道设施，2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管道，到1991圣保罗市还有5%的居民严重缺水［8］。由于清洁自来水供应不足，1991年1月起拉美爆发了大规模霍乱，共有130万人生病，12万人死亡。2004年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指出，拉美只有约40%的污水进行过极低水平的处理，其他污水则直接流入江河、湖泊和大海，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9］。

    (三)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将带来新的环境压力

    由于中国城镇人口基数巨大，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污水、固废排放等都将带来新的巨大环境压力。按照2010年的城镇人口数据，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生活污水排放将新增37980万吨(按城镇生活污水年排放量5706吨/人估算)；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将新增293万吨(按人均年产生量440公斤估算)；城镇工业固废产生量将新增241亿吨(按人均年产生量362吨估算)。并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约00073［10］。如果自2011年起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857%，则到2020年中国内地城镇人口将达到8亿［11］，十年间将累计新增污水排放量410亿吨左右、生活垃圾3164亿吨左右、工业固废2603亿吨左右。三、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应对之道    欧、美、日，尤其是拉丁美洲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我国的前车之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没有在进入加速城镇化阶段之时就充分吸取国外教训，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导致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今后十多年我国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此我们必须从现在起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

    (一)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建设要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

    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建设是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表现方式。与旧城区改造相比，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建设在环保工作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要实现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目标要求，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建设必须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如地表水与空气质量执行Ⅱ级标准。为达到这个目标，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建设必须走“绿色城镇化”道路：在城镇总体布局上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适当控制单位土地上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重点发展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给企业设置较高的环保门槛；在城镇建筑上强制使用环保材料，并注重建筑物周边的绿化建设。

    (二)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旧城改造中

    一是把改善旧城生态环境纳入旧城改造规划的核心内容中，设置明确的绿化标准德国的城市绿地面积一般为20%-30%，有的城市高达40%-50%，人均100平米左右。。二是在旧城改造中尽量不破坏原有的植被，不影响原有的湖泊和河流，不缩小原有的透水地面。三是在绿化建设中要因地制宜，市区要利用空坪隙地多建小型绿地(公园)，并在道路、广场、车站等多建绿化带减少硬化地面，注意发挥绿化带向地下渗水的功能，在房屋、庭院进行垂直绿化；郊区则加强植树造林，建立大型公园、森林公园等。四是适当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并外迁污染型企业。

    (三)遏制城镇污染向农村扩散

    一是把统筹城乡环保作为统筹城乡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把农村的环保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二是加强农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包括：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开展污染企业专项治理，对可以通过整改实现减排降污的企业强化督办，落实治污整改方案；建立健全农村环保专项法律法规，对不符合法律、政策或治污无望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加强对落户农村的新建项目管理，提高环保准入标准；加大对违法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处罚标准高于治污成本。三是加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在农村大量兴建固废与污水无害处理设施。四是创建企业清洁生产激励机制，对清洁生产企业给予税收、信贷优惠、政府采购等支持。五是发挥农村居民在环保中的积极作用，重视农村居民的环保诉求，增加农村居民在农村环境管理中的决策参与权，充分发挥农民对污染企业的监督作用，支持农村污染受害人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足够的赔偿和补偿。

    (四)努力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是科学规划，尽量不破坏或少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之后要在合适的地点修复植被，确保不降低生态环境的净化能力。二是注重地面设计，减少地面硬化，比如铺设透水地面，在道路与绿地间设置足够的水通道，修建植草排涝边沟，在基础设施附近建设低于路面的下凹式绿地等。三是制定和实施环保施工标准，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嗓音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废污染等。

    (五)优化城镇布局减少环境污染

    一是优化城镇区划布局。可按照工业区、住宅区和商业区等不同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进行区划布局,制定相应环境质量标准。新建的工业企业要集中于工业园区,对其所排放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已建于市区的工业企业,则要搬迁至工业园,远离商业区和居民区。同时,在城市上风向、水源地、旅游风景区和环境脆弱地带等地严禁兴建工业项目。二是根据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要求,优化产业结构与工业企业布局。在市区谨慎发展第二产业,积极发展无污染的第三产业，鼓励与支持发展污染少或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确保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六)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001年以来我国的治污总投资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额增长速度很快中国2010年治污总投资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分别为66542亿元与42242亿元，是2001年的6倍和7倍左右。，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增幅很小(治污总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35%左右)，这说明我国治污投资增速较慢日本1975年治污总投资占GDP的2%，而1970年治污总投资还只占GDP的1%。其中，主要是私营企业治污投资增长迅猛。。因此，必须加大城镇化过程中的治污总投资，尤其是加大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确保污水与固废的无害处理率能在短期内有较快的提高。(盛三化；李佐军)

    参考文献］

    ［1］邵咪咪.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的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及其对策［D］.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2］梁从诫等.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广州市区已无原生植被城市化危害自然生态.http://info.china.alibaba.com/news/detail/v0-d1009843034.html

    ［4］王建军,吴志强.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J］.地理学报,2009(02):177-188.

    ［5］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以及百度文库：《中国城市化率(1949—2011年)》(http://wenku.baidu.com/view/7b497a2b915f804d2b16c18a.html)

    ［6］日韩经验对加速湖南新型城市化进程的启示，http://b.kaifa01.com/experience03/experience03090922001.htm。

    ［7］苏振兴等.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M］.邯郸: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8］埃德玛?L.巴克,赫伯特?S.克莱因.巴西的社会变化：不完全的转变(1945-1985年)(Edmar L.Bacha& Herbert S.Klein, Social Change in Brazil,1945-1985: The Incomplete Transition),新墨西哥,1989年版,第128页。

    ［9］参见《联合国称拉美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后果》，http://219.159.67.104/template/xinhua/view.php?id=3235。

    ［10］Fang ChuangLin, Lin Xueqin.The Eco-environmental Guarantee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2009,(19):95-106.

    ［11］参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

    ［12］刘耀彬.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规律与实证分析［J］.生态环境,2007,(10):122-126.

    ［13］赵宏林.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评价及保护［D］.东华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责任编辑：周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