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网评论员梁瑜认为，闹访者多了，必然会掩盖真正上访者的合理诉求，严重时还将危害国家政权体系。为此，就要畅通群众利益诉求通道，转变考核方法，改变以信访数量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系，给予地方政府依法化解信访案件的“底气”。
在吉林四平市，被称为“闹访家族”的郭洪伟一家，前不久被依法判刑并进入吉林省镇赉监狱服刑。自2009年以来，这个“闹访家族”串联、煽动各地访民，采取进京闹访、滋事等手段，要挟勒索政府机关，并预谋成立非法组织。（12月6日《半月谈》）
信访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是公民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表达自身意见、请求解决问题的一种合法方式。但实际中，却存在滥用的现象。
中国人最喜欢看两类故事，一类是穷书生金榜题名迎娶白富美，一类是弱女子历尽艰辛告倒大老虎。《秦香莲》、《我不是潘金莲》等就属于第二类。和秦香莲不同，李雪莲虽然上访10年，却并无冤屈，法院不能支持其诉求；相同的是，虽然过了千年，李雪莲仍试图通过“告御状、找首长”来解决问题。李雪莲是个法盲，她不相信法律，只相信人，她坚信只有找到了“包青天”，才能“伸冤”。她的这种执拗和错误，反映出官僚体系应对上访时的乏力，也暴露了信访体制本身存在的漏洞。
从现实来看，大量的信访活动集中在省会和北京，因为上访者希望得到“大首长”的肯定。“中央是好人，地方全是坏人”，这种思维也导致一些本应在法律系统内解决的问题被引导到了政治系统。
相较而言，地方政府对上访者的情况最为熟悉，但讽刺的是地方政府最难获得上访者的信任。上访者深信，只要自己的诉求上升到足够的政治高度，就一定能够得到满足。而一旦一些“不明真相”的“大首长”批了条子，地方政府就要承担“无能”的骂名甚至罪责。在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体制中，国家对各省市的信访工作进行通报、排名，并以此作为考核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保住“乌纱”不得不谨慎行事。为了“少出事”、“不出事”，一些地方会选择“息事宁人”，一味满足上访者的不合理要求。地方政府的这种“忍气吞声”助长了一些闹访者的嚣张气焰，促使他们不断恶意寻衅滋事，敲诈政府部门，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闹访家族”郭洪伟一家就是如此。如果说李雪莲尚是争一口气，那么郭洪伟一家则已经是在借访敛财，并不断触碰法律底线了。从2009年敲诈铁东区法院尝到甜头后，郭洪伟一家的欲望就不断膨胀，加之其父母、其妹推波助澜，逐渐发展成家族式犯罪团伙。2012年，郭洪伟等侵占同仁医院、回民医院急诊室，聚集大量访民打横幅、拉标语、闹事，引起医护人员和患者强烈愤慨。如果说最初还只是牟求个人经济利益，那么演变到最后，明显已经是在侵犯公众利益、扰乱社会秩序了。即使如此，面对“闹访家族”，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也仍有所顾虑，害怕“惹火上身”。
正常情况下，信访是群众不得已的选择，是寻求维权和补救的手段，但一些闹访者却利用国家对信访工作的重视，大肆扰乱信访秩序。长期来看，闹访者多了，必然会掩盖真正上访者的合理诉求，严重时还将危害国家政权体系。因而，“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歪风必须刹住。
为此，就要畅通群众利益诉求通道，转变考核方法，改变以信访数量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系，给予地方政府依法化解信访案件的“底气”。另外，还可以建立听证等制度，对敏感或群体性的信访案件，采取召开听证会等方式，使政府部门做出的处理办法为群众所信服，用真心真情、公开公正换回信访人的信任。（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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