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条消息传来，在浦东新区的临港地区“建立特别机制和实行特殊政策”。令人鼓舞。
报道说，特别机制有六个：统一管理、就地办结机制；规划滚动修编、加强产城联动机制；宜居优先、超前配套机制；收入留用、市区扶持机制；支持创新创业、集聚创业人才机制；优势互补、多元开发机制。特别政策也有六个：进一步向临港简政放权；建立临港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临港地区土地指标单列和耕地占补平衡全市统筹；加大对临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大人才吸引和集聚政策的支持力度。
也可以说，这“特别”是“六六大顺”啊！
改革开放，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相比，要“另辟蹊径”，要对经济集中过度的体制“动大手术”，有点特别。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启动阶段，就是这样考虑的。据《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的采访和描写，1979年，广东的改革酝酿着新的思路，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改革的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答复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在跟习仲勋谈话时，邓小平同意，要让广东和福建享有灵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广东福建的海外华人的资金。广东的方案于1979年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经济特区就是这样诞生的。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区变得更多了，各种“优惠”的政策也普适化了，于是有人提出“取消特区设置，大伙儿都有国民待遇么”，一时间，特区变得“可有可无”了。然而，中央没有收口，坚持特区设置、特区政策。其实，笔者以为，改革的全过程都有“特别”的机制和特别的政策，有区别，才有突破，才有创新，才有超常规发展。深化改革阶段同样少不了这“特殊”两字。浦东新区本身就是“特区”，它依然是国家级的“特区”，是改革综合试验区。而在浦东新区范围内，还可以设定“特别机制和特别政策区域”，以求得那块区域的超常规发展。临港就是上海的战略选择的对象。
从上海的战略发展来看，临港板块意义非凡。它带动着滴水湖新区的启动，也就是关系南汇并入浦东以后“大浦东”的发展，是一个新的增长极。我们所说的要有“特区”意识，首先需要一种新发展的战略思路，又是指继承、发扬改革者搞特区的那种劲头，争当改革的“弄潮儿”。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有先行先试的“闯劲”，不是依赖特别机制、特别政策，而是具有创新精神，去探一条路，干出一番成就和业绩来。临港人准备好了吗？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