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画/ 唐春成
近日,15岁的非沪籍女生占海特和她的家庭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不肯妥协返乡读书而辍学在家,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高考权利,与沪籍人士就异地高考“约辩”,被称为“蝗虫”。占海特说,享受公平教育是她作为公民的权利,而推动教育公平则是她作为公民的义务。(12月3日《京华时报》)
异地高考讨论有时,占海特高调以捍卫个人异地高考权利相抗争,从个体角度证明了异地高考推进的艰难。也表明,异地高考的核心并非完全是出于户籍福利的考虑,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因为,当下的高考终究还是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唯一方式,如果将这样的高考比作一个蛋糕的话,那么蛋糕在大小固定的情况下,随迁子女的加入,无疑使得本地考生能够获取蛋糕的几率只会越来越少。比如,占海特被沪籍人士称为“蝗虫”,无非是将外来人口当成了“抢食”蛋糕的“入侵者”,充满着敌视的情绪。
也正是如此,尽管今年初教育部承诺年底前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也尽管不久前研究制定的推进异地高考指导意见已经出台,但是时至今日,各省跟进制定的2013年实施方案的寥寥无几。即便是已经制定的诸如黑龙江、河南等省,其实都是人口流出大于流入的省份,异地高考政策很有顺水人情的味道。异地高考从政策层面上雷声大雨点小,本质上是基于地方对“高考资源”固守之下的“利益壁垒”。
事实上,推进异地高考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个体权益,都不可能是纸上空文,而是需要一只调节分配利益的有形之手。机制缺失之下,占海特的抗争,徒具个案意义；即便上海市妥协,也只是解决她的异地高考问题。毕竟,她的抗争无法让在沪的每个外来工子女效仿。
维护个体异地高考的权利,只有统筹兼顾城市与地方以及进城务工子女的切身利益,才可能充分显示出政策的导向作用,才可能调动和发挥城市的积极性。推进异地高考,须重新审视高考作为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基本手段的属性,建立弹性的招生机制。比如,改变高考对地方招生配额方式,高考招生与所在地参考人数在全国高考总人数中的比例相挂钩,这意味着城市接纳的异地考生越多,赢得的招生名额就越多；相反,异地考生流出地相应的招生名额就越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除户籍对权益的束缚,为异地高考构建畅通的渠道。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