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始，我国从单项改革起步，历经农村土地制度、城市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体制等领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之，各种既得利益日渐确立、各种诉求日益交织、各类矛盾更加突出，改革进入深水区。“单兵突进”的改革已经不能奏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要求改革必须由“单兵突进”转向综合配套，为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培育新的动力。
深刻认识综合改革的特点及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赋予综合改革不同于之前所有改革的特点，全社会都需要深刻认识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
当前，改革向任何方面的纵深发展都无可置疑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革已经成为庞大的系统工程。从改革内容看，比较容易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当前的改革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比较大的改革，是一些想改而未改，改而不到位的关键部位的项目。如果不适时地突破既有的格局，深入开展综合改革，不仅改革会停步，而且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都有可能被稀释和淡化，甚至前功尽弃。
开展综合改革时不我待。时至今日，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社会稳定；不仅涉及经济基础，而且涉及上层建筑；不仅涉及各种利益主体，而且必然触及既得利益和深层次权力分配。改革越深化，触及的利益主体层次越深，越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深化改革的时机越押后，矛盾积累越深重，社会风险越大，甚至积重难返。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是历史的必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是由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但是，如果没有后续的综合改革，市场主导型经济无法牢固地确立，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可能又逐步回归。
综合改革有困难，但是不改革会更困难。现在面临的许多困难不是因为改革造成的，恰恰是因为改革不深入、不系统、不配套造成的。综合改革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其复杂性和难度远远超过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充分认识综合改革的特点和规律，有效协调综合改革各项内容的关系，统筹兼顾、综合配套。综合改革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线，以利于民生为依归。这就需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关联领域深化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综合改革就是创新。要科学把握综合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特点和规律，创造新的思维，创造新的系统，使改革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综合改革就是攻坚。畏难情绪和精神懈怠是综合改革最大的阻力，改革疲劳症的实质是不愿意触犯深层的利益，不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甚至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面对困难，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要以敢为人先的大无畏气概，不僵化，不停滞，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地推进综合改革，担当起新时代的新使命。
广东在新一轮综合改革中依然勇立潮头
曾经是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东，在新一轮的综合改革中继续开拓创新，成效显著，依然勇立潮头。
广东大力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勇于自我削权，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在政府机构“大部门制”改革、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优化审批流程等方面取得成效。试点梳理县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取消或下放审批事项，压缩行政审批时间，大大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行政体制改革使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政府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民生。
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深层次问题，广东积极推进集体土地管理制度、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及监管制度改革，试点推进以“政经分离”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加快集体经济转型发展。比如，实行村（居）委与集体经济组织两套班子不交叉任职，理顺两者的职能和关系；实行土地款专户管理，把信用建设与金融改革结合起来；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市、县两级征信中心，征集利用农民的信用信息，以信用带动金融投入促农民增收，以信贷拉动农村消费促农村发展。
为适应城市化的进程，广东以基层自治和社会组织建设为着力点，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村居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大胆打破村组设置和管理职能界限，重组合并村（居）民小组及社区；试点推行外来务工者自治管理模式，探索外来务工者参与社区管理事务；在村（居）设立由“两委”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群众和外地务工者代表等组成的社区参理事会，对社区重大事项进行参谋议事，打造村（居）“小政协”。
作者系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