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并发表题为“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主旨演讲。李克强强调，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最大的制约是体制机制障碍，出路在于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限度地依法依规为服务业发展“松绑”，让企业轻装上阵，增添活力和创造力。（5月30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把“服务业”升级为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甚至直接称为“服务经济”，是有特殊含义的。整体而言，服务业的具体经营不仅要合乎法律要求，而且要符合道德要求。也就是说，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专业的服务，而并非仅限于特定人群。
事实上，公款消费不受约束，也会促进服务业繁荣。但这种繁荣往往被视为畸形繁荣，会激起公愤。狠刹公款吃喝风后，一些地方的高档消费场所生意急转直下，相关报道都表达了民众的态度。
如果劳动得不到尊重，劳动报酬不能体现劳动价值，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感到“压力山大”。为了生计，他们拼命加班，没有时间享受服务，纵使算上加班费，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将不得不节约，甚至吝啬，怎么可能会享受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些群体能够大肆消费，都没有积极意义。
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笔者觉得也应该存在服务型社会。只不过，前者主要是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人文概念。从农业社会进步到工业社会，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到服务型社会，则更需要完善公共管理，能够协调社会分配、实现共同富裕，使多数人有时间、有物质条件享受生活。
所以，“服务经济”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它是刺激就业、增加GDP的一种方式，而在于它能让更多民众分享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若能排除“体制机制障碍”，便会如春风吹过、花儿开放。
许多人以为“恩格尔系数”，就是指食品支出占个人、家庭总消费的比例，比例越低则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实际上，不全是如此。譬如说，一个人、一个家庭为了供房子、供子女念大学而拼命地节衣缩食，这种情况下，食品开支越来越少，能证明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吗？因此，追求较低“恩格尔系数”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在住房等硬件设施不变的前提下、在食品数量与质量至少不下降的前提下，食品支出比例越来越低，同时，个人、家庭用于文化支出的比例越来越高。就是说，对个人、家庭消费来说，不仅有更多的服务消费，还能接受更多的具有道德属性的文化服务。公共管理越完善，人们的生活越惬意，社会文明的气息也会愈加浓厚。（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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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