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一副区长被爆“豪宅门”以及不久前的“房姐”，无不是关注官员贪腐与财富占有不公的问题。“与国共富”或让大多数人分享“发展红利”，是建设清廉社会的基础性工程。笔者认为，反腐的基础性工程就是要维护分配正义、实现财富共享。
具体而言，必须把维护民众的“钱包权”作为施政重点。其一，管好国家财政即“公家钱包”，重视知情权、监督权和信息公开。其二，理好社会财富即“私家钱包”，强调民生权、财产权和分配正义。这两个“钱包”之消长用度，体现了公共政策偏好和社会分配导向。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指出，经济革命虽使生产力上升，但它“像一个巨大的楔子，在社会的中部穿过去。那些在分裂点以上的人们处境上升了，但是那些在分裂点以下的人们被压碎了。”1870年，美国1%的最富者占有全部财产的27.9%，1916年升至41.9%。20世纪头20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5-0.7，处于分配严重不平等。与之相联系的除了腐败高发，还有政府在初次分配向资本倾斜以及对国民收入再分配不干预。
收入公平、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既可缓解官民矛盾，也能减少腐败。美国政府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承担起改善收入分配之责，加大了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力度。首先，使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由1915年的55%升至1985年约75%;其次，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比由1932年的22.3%升至1950年约45%;其三，社会保障开支占国家总预算支出比由1950年的22.6%升至1980年约55%，成最大开支。1974年美国家庭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为0.39，政府再分配后降至0.319。农民和工人基本可实现寻求自由、教育机会和平等机遇的“美国梦”。正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实施，帮助美国走出腐败高发期。对防治腐败来说，分配公平远比抽象的德育更管用。
古往今来，“富人太富，穷人太穷”的社会不可能清廉，因为人们会不择手段“向钱看、向上爬”。当前，我国应重视解决三方面问题：第一，防止利益冲突与收入鸿沟叠加。特别是防止富裕阶层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防止公职人员的名义低收入和实际总财产及家庭高消费出现更大反差。第二，运用财税杠杆实现大多数人的净收入快增长。特别是让公共部门浪费的财富回归社会并转移到大多数人的“私家钱包”，让富人过度占有的财富透过税收渠道流向“公家钱包”。第三，确保大多数人的软性收入持续走高。明白“为谁做蛋糕”的问题也很重要。只有把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难点用公共财政、公共经济、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来“兜底”，才能确保“中国梦”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