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这种政策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来保持出口大幅度增长。用进出口弥补国内需求不足，支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开始，东亚国家和地区陆续出现外汇结余大量增加的问题。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的低估，中央银行就要不断地借助外汇市场收购外汇，保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于是引起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和流动性的过分增长，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当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危机。
21世纪初，中国也感到了这种压力。所以，2005年中国开始外汇改革。现在看来，外汇改革比较平稳。我估计，我国现在的汇率水平是在均衡点附近。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增加流动性用短期政策来保持经济的稳定。但是，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是增长模式问题。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从苏联引进了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利用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率不断地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最终造成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现在的投资率接近50%。
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模式不能长期维持。早在1995年就提出来要改变增长模式，要从投资和出口为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为驱动的增长模式。
如果不能够在经济增长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个长期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出口增速放缓，高速度增长就不能维持了。当出口需求降低，怎样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呢？如果不能提高效率，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继续提高投资率，那么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投资率，消费率不断降低，需求变得更加不足。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结果是使得最终需求更加不足。
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亟须改变这种增长模式，要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增长水平。
经济增速是10%、8%，还是7%不是主要的问题，问题是增长中哪一种因素的贡献更大。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对增长的贡献，即使G D P增速低一些，也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从1995年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列入“九五”规划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这种模式的改变进展缓慢。
从“九五”规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九五”计划因为是在一个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的，所以，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在“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十五”计划开头很好，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化加速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化加速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手里都掌握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土地。各级政府从农民征购土地的时候按照农业生产的成果计价。而在城市出售土地的时候，则是按照城市的土地出售。各级政府利用土地这个资源抵押换来贷款。用这些钱去发展重化工业。所以“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
对于如何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有很大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要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管控；另一种方向是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个争论应该说作出了结论。就是我们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而且要进一步提高。
所谓坚持改革开放，它的方向是什么呢？大会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各项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从十八大作出的判断和决定看，重启改革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关键在落实。落实包括两方面：一是根据改革方向，形成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并汇成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二是坚决克服特殊利益群体的阻挠，使得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
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够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执行下去，我国经济的面貌很快会改观。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中国会从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变成一个世界上也许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所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宏伟目标，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