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日前宣布，将投资３．８亿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造一座家电制造工厂。此外，富士康、富士康子公司夏普和台积电等均考虑在美国建厂。上周，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曾表示，富士康将于８月初公布在美国的投资计划。郭台铭还称，未来５年富士康在美国投资额预计将超过１００亿美元。
重振制造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他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他曾“威胁”那些企图离开美国、解雇美国员工、在他国建厂却想把产品售往美国的企业，说要对他们征收高达３５％的惩罚性税收；他同时承诺，将给在美国建厂、投资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之后，福特、丰田、本田、苹果等相继宣布在美国建厂。如今，富士康计划在美国建厂，难免会引发制造业在中美两大市场中取舍的猜想。
我们不禁要问：“富士康”们去美国建厂背后的制造产业流动规律到底是什么？难道制造产业能沿着总统特朗普的“权杖”逆流？光喊“留住富士康”等口号无济于事，只有厘清问题的实质，才能确定我国制造业的应对策略。
乍一看，一些市场主要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被特朗普“威胁”后，纷纷表态要在美国投资建厂，但应付式表态居多。即便富士康，也是因为液晶屏面板“运输成本高”才在美国建厂，“富士康跑了”或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富士康在广州砸６１０亿元建８Ｋ显示器项目，今年初已经动工。美国一些媒体也认为，特朗普的威胁难阻企业外迁脚步。
现代经济中，产业聚集在制造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比资源优势更能降低成本。研究发现，满足初期基础设施等基本条件以后，税收等优惠政策对外资不再是主要吸引力，资源优势也不是太重要，聚集经济特别是产业关联、需求——成本的关联才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驱动因素。从公开的资料看，因为在中国可享受各种政策优惠，富士康纳的税很少，在全国各地对财政的贡献普遍都不高，因而可以推测，税收并不是富士康赴美国建厂的主要原因。
这表明，一些企业宣布在美国建厂，本质是跨国公司多国生产的产物，总统的“权杖”并未改变制造产业聚集和流动的规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某一工业从一个区域迁至另一个区域？
产业聚集和迁移要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劳动力池共享、专业化投入等，属于“基本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市场因素如市场需求、产品差异性、市场关联、贸易成本等；第三个层面是知识溢出效益。它们才是真正决定制造业聚集和迁移的决定性因素，远比总统“权杖”更具魔力。
从目前来看，尽管美国降低税收的幅度不小，但人工等综合成本依然远远高于中国。以ｉＰｈｏｎｅ为例，在美国组装和美国制造的成本，要比中国高出１００多美元。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将越来越多地离开中心，进入外围地区，这是现代经济增长一个根本性趋势。富士康等制造业不太可能因为总统的“权杖”大规模逆流到美国，其主要生产部门仍然会留在中国、印度等国家。
富士康美国建厂是基于“运输成本”等给特朗普一个“顺水人情”，但背后蕴藏其布局“知识溢出”企业战略，也折射出当前制造业的产业聚集因素的权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产业聚集的程度的提高，第二层次“市场因素”超过了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基本因素”，知识溢出效益在“新制造”（智能制造等高科技产业聚集）中的地位更为重要。近年来，富士康在外人印象中还是“代工厂”，但其核心业务已悄然改变，在纳米科技、云端运算服务等高科技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建厂或是富士康布局“知识溢出效益”的重要一环。
当前，我国制造业尚在第一个层面竞争，高度依赖劳动力成本的代工企业等初级制造业，部分企业从我国转移到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真正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业聚集中心，没有知识和技术的支撑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并不是总统的“权杖”（惩罚和“减税”）带走了我国制造企业，我们必须从产业聚集的更高层次如市场因素、“知识溢出”来吸引、留住制造企业，这才是我们“留住富士康”的正确应对策略。
（作者系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