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留名”是一次荒唐的权力实践

　　位于陕西东南部的旬阳县，7月25日因一项“缠访者进入县志留‘恶名’”的举措备受关注。据悉，作为“扭转社会风气”的新机制，这项举措最早于该县的县委全体会议上提出。7月25日晚，旬阳县委宣传部相关科室负责人回应称，所谓“记入县志”本意不是为了阻止民众正常信访，而是专门针对那些专业的闹事者，通过一种“记录在案”的方式予以曝光，引导公众来对他们进行评判谴责。（7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在经过媒体曝光、民众质疑、当地官方机构公开回应这一系列“程序”后，旬阳县坚持“县志留名”的原始动机已经清晰的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其并非是为了阻止民众的正常信访，而是希望通过这“独有”的方式将那些专业的闹事者“记录在案”，从而达到谴责当事者和震慑往后效仿者的双重目的。

　　如果循着旬阳县官方解释的这一逻辑推演下去，你可能会发现，基于扭转社会风气、惩治专业闹事者而敲定的“县志留名”似乎也无可厚非，其自圆其说的论理方式好像也能给人一种表面上的信服感。但只要我们稍作分析又不难发现，所谓通过“县志留名”来扭转社会风气的“荒唐”做法，也不过是权力机关借公权来恫吓及规训民众的低级伎俩罢了。

　　首先，从县志的编纂原则来看，其遵循的理应是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将本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内容详细的记录于此。而至于各个板块的收录标准，其也应是在既往规范并结合当下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将一个时期内对本县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积极或消极）的具体事件收录其中。需要强调的是，不管县志记录何种内容，它的编纂原则都应该是独立而客观的，其容不得任何权力部门以公权为要挟，强迫县志的编纂围绕着他们的意志而改变。否则，县志的呈现内容，就很可能异化成权力部门行使公权的记录本和风向标，成为后人耻笑的对象。

　　而在另外的方面，如果说一个县的确存在着专业的闹事者，那么，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束的也不应该是一个县的县志，而是当地的司法机关。要知道，上访本就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政府部门要做的，理应是以谦虚、温和的姿态，对访民的合法诉求予以协调解决，而对那些明显无理取闹、甚至以上访为谋生之本的人，则是要在解释、沟通、甚至对话的基础上尽量达成共识。当然，如果这些方式都还不能达成共识的话，政府部门则可以将其交由司法机关，让第三方机构对上访的合理有否作出客观判断。然而，现实总是显示着别样的图景，政府部门不但逾权定性民众上访的有理与无理，更能够动用自身职权之便，将电视台、县志等公共资源当成权力行使的左右之手。这与其说是在扭转社会风气，倒不如说这是当地政府权力行使错位，并借机恫吓民众的一次荒唐实践。

　　再回过头来看“县志留名”的另一目的，乃是希望通过“记录在案”的曝光方式来引导公众对专业闹事者进行评判谴责。这里，且不论曝光的具体对象是否于法有据，单就这种“挟民意而昭告天下”的做法，就让人冷汗直流。一方面，民众不是傻子，其对闹事者的行为判断尚还没有堕落到需要政府部门用“记录在案”的曝光方式来提醒；另一方面，动辄就将公民的偏差行为记录在县志里面，其背后非但让人看不到公权部门温情、人性的一面，反倒是其粗暴、冷血的执政行为被赤裸裸的彰显了出来，这想想都让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