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太和县群众日前反映：当地麦收工作正在进行，但县政府却发文，要求收割后，麦茬高度控制在10公分以下。村民们说，这样的规定增加了收割成本，不少农机手拒绝为村里收割小麦。（6月2日央广新闻）
“麦茬限高令”的初衷，在于通过量化管理，防止农民焚烧秸秆，减少大气污染。然而，这个充满制度善意的公共政策，为何会引发老百姓的质疑和不满？
在收益并不高的情形下，执行“麦茬限高令”将使一亩地多出近六十元支出，显然是农民不愿意承受的；一亩地经常要割两遍，导致很多收割机因此离开。一个初衷良好的规范，却在执行的过程中 “用不上”、“用不起”，是否也意味着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不够合理、缺乏操作的方便性呢？
尽管当下秸秆利用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是由于设备昂贵、收购秸秆费用较高等因素，企业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防止秸秆焚烧不能采取脱离实际的“一刀切”，而是要“变堵为疏”——通过提高政府补贴的方式来提高企业和农民秸秆利用的积极性，让农民从中得到实惠，焚烧秸秆的现象自然会逐渐减少。
公共部门只有通过民间触角摸清农民的顾虑和担忧，只有尊重和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才能不断促进自身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让公共决策更有“准头”，从而减少“麦茬限高令”的越位和偏差。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