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公款消费”本质是制约权力寻租

图片来源：豫民/东方IC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提出过一个“花钱矩阵理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人家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人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公款消费”就属于后两种情况。在讲究“面子”文化的国度里，“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成为很多国人的常识。但十八大后，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到“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领导层已下决心治理此顽疾。

　　遏制“公款消费”看似只是“反腐败”的措施，其实这还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语义。

　　一方面，在支出不是来源于个人收入，而是由“公家报销”的情况下，“支出预算约束会软化”和“花钱的人未必追求最大效用”这两种情况必然会出现，那么“公家报销”将会扭曲商品相对价格，而且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用公款买的东西，普遍比市场平均价格高）同时，无论价格结构的扭曲还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都会引起收入的再分配，而这个收入分配显然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公款消费”大行其道实质就是权力与利益交易的市场选择。权力腐败始于交易，而交易需要场合。“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和谁吃”、“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关键的人喝满意”、“接待上级不敢怠慢”，不管是中秋送月饼还是国庆送礼物，打的都是“人情”幌子，然而多数都是“暗渡陈仓”，行的是权力寻租或利益交换之实。因此，反对公权力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其本质是制约权力而不是抑制消费。

　　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化的不彻底，许多重要的资源分配权仍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为寻租活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看不见的手”异化为“到处乱摸的手”。当决定着资源分配的不是法律和规范，而是官员个人的偏好之时，官员大笔一挥就是数千万上亿的项目资金，随便一个眼色就能让一个企业消失或让一个企业日进斗金，权力自然就已经成为众星捧月、众相取悦的“爷”，一切都会围着权力转。

　　如果消费经济必须靠公款来拉动，那只能说明这个“经济质量”有待改善。在当前的社会经济领域中，“倚公”、“傍官”现象甚为突出，一些企业在找资源找销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服务于市场大众，而是怎样才能搭上政府这条线，他们无不希望通过官员客户等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垄断”利益。市场领域中的“倚公”、“傍官”本身就不健康，以此制造经济繁荣、拉动消费，只能是饮鸩止渴。

　　实际上，自新一届领导层组成以来，就把转变职能作为第一件大事，紧紧抓住不放。目前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行政审批的削减下放和行政改革的深入，改变了政府运作模式和官员的行为方式，也将极大缩减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

　　毋庸置疑，“公款消费”的代价是巨大的，作为花钱的一种办法，尽量少用。对每一个公民来说，只要自己能直接花的钱，就不要让别人代替自己花；对政府来讲，要尽量把“花钱矩阵理论”中的第三、四种花钱转变为第一、二种花钱，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当然核心问题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子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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