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反“四风”要更讲针对性

　　我们讲要更有针对性，就是要研究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会凸显哪些与众不同的内在矛盾，会产生怎样的自身规律性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上海有“四风”，也有所谓“低层次腐败”，这是共性。上海的“四风”又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和其他地方并不“千人一面”、大同小异。上海有自己的问题，有自身特别需要解决的紧迫需求和特定矛盾，只有抓住这个针对性，教育实践活动才更有实效，也才能使之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动力

　　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靠的是整风精神。什么是整风精神，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延安整风确立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就是这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适应的思想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活的灵魂”，绝不脱离自身实际，才能有针对性，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深入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一要有时代特征。我们不是简单地、一般性地继承传统，而是要从党的“执政生命线”这个新的高度与时俱进地解决一系列紧迫的新问题。二要注意上海特点。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的，“各地区各部门‘四风’问题表现不尽相同，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个性才能反映共性，普遍性都是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的。上海有“四风”，也有所谓“低层次腐败”，这是共性。上海的“四风”又有自己独特的表现，这是上海所处的历史方位、区位特点、现实发展水平和干部队伍整体现状所决定的，和其他地方并不“千人一面”、大同小异。上海有自己的问题，也有自身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解决的紧迫需求和特定矛盾，只有抓住这个针对性，才符合干部的思想作风实际，教育实践活动才更有实效，也才能使之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动力。

　　比如“不担当”的问题，既是上海当前要扫除的一只拦路虎，也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软肋与要害。不敢担当，既有推托敷衍、推责诿过、不敢担肩胛、不敢负责任那样一类老问题，更有一些同志在当前上海到了不改革再也不能前进的特定阶段反而不敢闯、不敢试的突出问题。改革本来就有风险，有失败的可能，而现在的改革，进入涉险滩、啃硬骨头的“雷区”，不确定性更大。我们有些同志，因为怕冒风险，而踌躇不前，因为怕失误，而隔岸观望，甚至还有因为曾经有过的某些风雨，至今“怕井绳”，走不出心理的阴影，从消极的角度去讲“历史的教训”。这种“不敢担当”，纵有千条万条的“理由”，说到底，还是把个人的荣辱进退、功过是非放在第一位，而心中既无“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更无“群众利益的具体化”，既不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重要位置，又染上了那种无所作为、绕道而行的官僚主义的“推事”习气。这些同志也许过得很平淡，甚至很节俭，但这种害怕风险、但保平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作风，正是“另一种享乐主义”，是享乐主义在上海一些同志中的突出表现。

　　又比如“不认真”的问题。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是共产党人的风格，也是上海的优势传统。我们说“不认真”成了突出问题，既是说我们这几年的公共管理在放松，马虎其事、大而化之的作风在滋生蔓延，更是指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在干部管理和制度执行上不严格，似乎“棒槌不可当真”。一段时期以来，以制度管干部失之过宽，失之过软，好人主义盛行，谁也不愿“唱红脸”、做“恶人”。我们有些“一把手”，既没有小平同志“钢铁公司”的严肃作风，更没有他“就让我来得罪人”的担当，该问责的松口，该处理的松手，大家都做老好人，一团和气，制度成了“稻草人”和“纸老虎”。你说他为什么做“好人”，因为顾忌“口碑”，尤其是顾虑“选票”，测评时的“打钩”、推荐时的“画圈”，都成了后顾之患。造成这种“不认真”、“不严格”，其实仍然是把个人的得失放在首位，而不考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就不完全是作风问题、从政风格问题，更是党性修养品格的大问题了。

　　再比如“不接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上海的同志，也不只是说由于生活、工作条件比较好一些，就容易忘记民间疾苦，而更是说，上海处于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的先行先发地区，贯彻群众路线会面临独特的考验。我们要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我们要力求在商业模式、业态形态、交易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上站在前列，我们提倡敢于和善于与企业家交朋友，与社会名流多往来，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一种倾向也会掩盖另一种倾向。如果我们“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如果只交“富朋友”，忘了“穷亲戚”，如果只陶醉于“日新月异”而无视“大楼背后”的芸芸众生，总之，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对国情市情的了解把握就会失真，我们的群众观念就会片面扭曲，而决定我们世界观的那个“社会关系总和”也会发生异变。而这些正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核心和反对“四风”尤其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基石。

　　教育活动要解决“突出问题”。突出问题，既有老问题，但更有当前的新问题，新问题就是当前矛盾、当务之急；既有“放之四海”的共性问题，也更有各地区各部门“不尽相同”的特点——我们讲要更有针对性，就是要研究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会凸显哪些与众不同的内在矛盾，会产生怎样的自身规律性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