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结构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不是靠“自觉”，也不是仅靠政府推动就能完成。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让危机“逼”出来的，是一种对现有利益格局形成巨大冲击的重组。回顾这些年来的调整，我们发现，政府比企业积极，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积极，行政手段或“类行政手段”比市场行为积极，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经济运行主体中政府的分量依然过重，特别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资源的掌控还是项目的取舍上，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发言权，也有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其次，由于价格杠杆等市场手段的不完全、不彻底，导致某些重要产品的信号失灵，对企业产生的调整压力不足，甚至产生相反的信息指引。在尚属“初级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对于诸多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品牌效应的产品，尚有较大的需求，特别是在市场过热、发展速度过快、增长手段过于粗放的情况下，调整的要求往往被压制，限产、停产的压力常常“无疾而终”，甚至被新一轮的扩张所取代。这也让企业产生了不愿调整的情绪。纵观世界经济史，世界各国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也都是在危机时不得不进行的“无奈之举”，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产品滞销等等在所难免。调整或转型，首先需要正确面对危机，面对增速下降，面对企业困难甚至破产。或者说，调整转型动力主要是逼出来的。另一方面，要对新兴产业大力支持，对创业精神大力支持，对创新创意大力支持。以新代旧，转型才有希望。
（徐水摘自《经济参考报》2010年6月18日）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