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评论员邓浩认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缓解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实施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体现鼓励延迟退休基本导向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和自主选择权，以科学化制度建设、精细化治理和人性化关怀来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保障社会公平。

　　近日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自2008年起酝酿十余年的“延迟退休”，终于确定在“十四五”时期进入实施阶段。“靴子落地”的同时，延迟退休实施原则也浮出水面。“小步”“弹性”“分类”等关键词虽然初步回应了民众多年来的关切和疑虑，但在改革顶层设计从纸面到落地的具体过程中，还有很多实际难题需要解决。如何在充分凝聚社会共识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延迟退休并取得最大公约数，将持续考验着政府的担当和智慧。

　　伴随这些年来的社会大讨论，实施延迟退休，已逐渐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应当说，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根本原因是人的预期寿命延长、生命周期变化，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调整退休政策以适应人口老龄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成为共识。

　　对比鲜明的是，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而上世纪50年代逐步确立的法定退休年龄，此后六十多年却再未调整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30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已从1982年的7.98%逐年攀升至2019年的17.8%。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这也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会进一步上升，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也将不断增大。在可预期的未来，延迟退休将为养老金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效缓冲和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于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退休年龄不作调整，大批掌握经验、技术和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就会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7年，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多3年。显而易见，在现行退休制度下，新增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也会相应减少，导致人力资本利用率下降。而延迟退休的弹性实施和分类推进，将有利于延长高素质人才的职业寿命，挖掘人口素质红利，保证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素质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合而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无疑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缓解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

　　应当看到，延迟退休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关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还涉及到社会福利的重新分配，因而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利益。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家庭、不同个人对待退休的认知和期待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在延迟退休的实施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体现鼓励延迟退休基本导向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和自主选择权，以科学化制度建设、精细化治理和人性化关怀来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保障社会公平。

　　在笔者看来，相比“一刀切”地划定法定退休年龄线，设立法定退休年龄区间要更符合“弹性实施”的原则。在年龄区间内，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家庭和单位等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来酌情选择何时退休，这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广泛共识。

　　需要强调的是，确保延迟退休顺利实施，还必须做好相关政策配套工作。要营造以能力为导向而不是年龄为导向的公平就业氛围，并通过不断改善国内工作大环境、稳定开拓工作岗位等措施，持续减轻就业压力。同时，应以有效的养老金激励机制强化鼓励延迟退休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向“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倾斜。此外，在医疗、税收等诸多方面也还有精准发力的空间。只有多措并举，真正形成社会合力，才能在延迟退休问题上取得最大公约数。（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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