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东北的话题又热了起来。今天（8月29日）有媒体报道说，8月底是上市银行中期业绩报告披露的高峰期，截至8月27日，已经有14家上市银行披露了完整的中期业绩报告。这些报告显示，多家银行长江三角洲、中部地区的不良贷款有所减少，而环渤海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普遍有着大幅度的增长，其中，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股份制银行的中报显示，截至6月末，该行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4.57亿元，比2016年年底12.59亿元增加近一倍。
上述银行业绩报告还显示，在收入方面，上半年东北地区的营业收入为19.58亿元，而去年同期的营业收入为23.58亿元，今年年上半年的利润总额仅有2.16亿元，仅为为去年同期7.81亿元的三分之一，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利润贡献只有西部地区的六分之一，中部地区的十三分之一。
东北地区不良贷款增长较快，这是上述有涉东北业务的银行的业绩报告所显示的结果。业绩报告虽然只是数字及其简单说明，但同时也衬映了东北的投资环境及其效益。恰在10天前的8月19日，有媒体报道称，东北四个副省级城市的市长、副市长集体发声，回应“投资环境差”的论调，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为“唱衰之音”。看来，要弥合市长发声与市场现实间的落差，要消弭“投资环境差”“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唱衰之音”，昔日有“中国工业的摇篮”“中国制造业基地”之称的东北还有不短的路要走。
实际上，岂止是有不短的路要走，很可能还要翻山越岭呢。今天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50家制造业企业负责人和35个国务院部门和机构负责人请进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参加其主持召开的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座谈会。从各媒体披露的信息看，不论是大疆、比亚迪这些生产无人机、电动车的新兴制造业的代表企业，还是海尔、柳工、TCL等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多年的企业，其中没有一家是出自东北的企业。
在座谈会上，当谈到“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时，李克强说，个性化需求和定制化生产的趋势正形成潮流，这就需要千千万万触及市场最敏感神经末梢的中小微企业，与大企业融通发展，要打造“中国制造”这个金字招牌，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首先要靠创新发展。而这里所谓创新发展，其前提正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东北振兴的关键问题，其实也正是机制和体制创新问题。
说到机制和体制创新，前几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林毅夫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引起的争论，其实也凸显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体制和机制创新问题，凯恩斯框架下的所谓产业选择，不过是又来一轮投（资）而不振（兴）的通过晃动列车而假装前进的忽悠而已。
在东北，体制和机制创新还不仅是微观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更是整个社会治理方式的更新和创新。大国企、老国企的长期存在，企业办社会、社会即企业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长期存在，使得东北的企业管理与社会治理盘根错节地镶嵌在一起，这也是厂长、市长和市场的关系难以厘清的症结所在。
因此，东北振兴的前景如何，东北的投资环境如何，东北如何选择产业发展类型，东北如何利用制造业的优势——如果还有的话，除了需要东北的市长们发声之外，更需要市场的评判。市场不相信什么发声回应——即使是市长发声。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