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不改革差别有多大？

　　我们用9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兼具国情和国际经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量化准结构模型。坦率地讲，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做这件事，但基本上是把发达国家中的宏观分析模型拿过来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外的模型只关心短期不关心长期，不关心改革，不关心体制和治理结构，并且宏观模型只注意定量分析，不注意定性分析。如果直接“拿来主义”，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我们结合中国特有国情，对几百个核心方程逐一检视，或修改，或推翻重建，并加入中国特有元素，发展出为中国宏观经济量身打造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它既考虑经济稳定、发展及风险控制，又考虑结构和体制转型；既有实证也有理论，既定量也定性，既考虑短期政策对应又考虑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

　　特别是，为科学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我们采用了“三个维度”与“一个结合”的方式，即内在逻辑理论分析、历史视野的纵横向分析和量化分析，以及短期的政策效应及其风险与中长期的改革治理分析相结合。

　　同时，做任何事情都应当充分考虑潜在的风险和稳定。于是，我们的模型更关心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分析与研判。既考虑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也考虑短期性制度因素，以此来为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智慧。

　　另外，我们也注重技术预测情景分析和模拟政策分析相结合。实践证明，看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光看总量分析是不够的。比如，现在一些人比较关心企业债务、地方债务问题，但对消费方面的家庭债务风险问题研究力度则显得不够。所以，我们更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通过这一分析模型，可以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走势和基本情景作一些判断。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遇到一些挑战。其中，产能过剩的通缩压力和投资杠杆的风险，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此前，我曾在文章中提到经济放缓的五个因素，分别是要素驱动红利衰减、政府主导动力吃紧、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施政过程的不作为慢作为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等。

　　这次，我们依据新的模型分析，对上述五个因素给出了量化分析。比如，在要素驱动递减的量化指标中，劳动力要素并不是很明显，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则较为明显。总的来看，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

　　一是经济结构方面的部分失衡，包括需求、产业、市场结构的部分失衡。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变成发达经济体，都会经历从要素驱动走向效益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通常伴有失衡问题。我们的重中之重是控制好、平衡好这个问题。

　　二是体制结构方面的部分失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一些地方“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等失衡现象依然存在。

　　三是治理结构方面的部分失衡。例如，收入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利益摩擦问题等，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这三个失衡问题，需要得到有力解决。我们要防止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宏观经济综合调控体系。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要激活创新力，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二者的发力有助于提升生产率，为经济发展提供充沛动力。

　　我们的模型分析表明，改革到位与否，会导致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相差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翻两番”的目标。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心里没底，结果却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上升3个百分点以上，达到7%以上。在特定的发展年代，这就是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差距的直接体现。

　　总的来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和改革千头万绪，关键领域有三个，分别是民营经济、金融市场和土地要素。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强调的，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让民营经济活起来，在这方面民企有很大的优势和创新动力；要让金融市场活起来，金融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底气十足”；要让土地要素活起来，要素市场扭曲等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有效解决。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根据“债务风险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与治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稿件选自上观新闻“上观学习”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