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洲需要新的“时代精神”

　　欧洲媒体近来关于难民的报道少了，但难民问题远没解决。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欧洲难民危机都具有全球意义，需要持续关注。

　　就历史而言，按以色列历史学家哈拉里的观点，现代人类源于非洲，由此向世界各地迁徙繁衍，迁移的原因是为逃避灾难或是寻找更好的生活。人类在不断“逃难”中创建新的文明，也破坏着所到之处原有的生态。

　　17世纪初，欧洲人大规模迁徙或逃难到北美洲“新大陆”，引发历史进程的“破”与“立”：原有文明消亡，包括“原始居民”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种;新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由此出现，欧洲难民在向外迁徙过程中的“破”与“立”形成欧美体系，影响此后全球历史的发展演变。

　　欧洲的“破”与“立”

　　就现实而言，欧洲虽已不是第一次卷入大规模难民迁徙事件之中。但与以往不同，这次是由大量外来难民涌入引起的危机，其未来发展趋势尚不明了，依旧是问题多于答案。不过，若沿循历史轨迹似乎可以预见到，这次危机也将催生新的、针对欧洲自身的“破”和“立”，使欧洲及其“欧洲体系”成为被历史改变的对象。这在近现代史上是少有的，其走向也可能对全球局势和治理产生历史影响。

　　当前大批难民涌入“破”“立”之间的欧洲，只是洲外移民进入欧洲整体事件的局部。在欧盟一些主要国家，有洲外移民背景者已占人口的1/4。德国一项研究表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在递增，而传统基督教文化圈人口在下降，伊斯兰教已是欧盟多国的主要宗教之一。来自伊斯兰地区的移民改变着欧洲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甚至饮食结构。比如，不久前德国政府坚持猪肉可以留在中小学午餐食谱中。穆斯林学生和家长此前表达强烈不满，要求把猪肉清除出学校午餐。

　　这些结构变化对许多欧洲人而言，尤其是在那些无力应变的底层民众中间，被视同于“破坏”的负面力量，撼动欧洲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引起越来越广泛的精神恐惧和抵抗。“欧洲是白人的欧洲”“反对伊斯兰化欧洲爱国运动”等思潮已形成实际的政治力量。

　　难民危机的根源

　　此时的欧洲更需要追问，当前难民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事实上，这次难民“运动”的形成与仍然主导着全球治理模式的欧美体系密切关联，互为因果。

　　当资本和技术推动的全球化树立起“增长无国界”原则时，几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优劣”被放在效益的天平上衡量和排序，没有增长或缺乏增长几乎成为落后的唯一标准;当人作为劳动力资源被全球调配时，“落后”文化圈的民众受到选择性鼓励，进入“先进”文化圈的社会大生产，支撑增长持续扩展，文化多元主义应运而生，以融合移民带来的异质文化，避免社会的分裂。当全球化受到欧美体系外弱势民族国家的抵抗时，“人权高于主权”又成为强势体系推行全球治理的普遍原则，试图取代不干涉内政的原有准则。尤其在冷战结束后，干涉主义盛行，国与国之间使用武力的行为有了合理性。

　　在这一波欧美体系治理全球的努力中，增长、多元、人权和民主等被赋予了绝对的道义力量，违者将受到广泛的谴责和惩罚，强大的舆论和学术提供了道义和学理的铺垫，强大的军事力量提供了行动上的支撑。中亚北非是这场治理的试验场之一，截至目前的试验结果是：该地区不少国家经济崩溃，维系国家完整性的政权瓦解，无政府乱局中滋生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进一步摧毁民众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失去物质基础和精神依托的人们，能够选择的只有迁徙和逃亡，最理想的目的地自然是邻近发达的欧洲。

　　但并不是他们所有人都受到欢迎和接纳，欧洲的增长也是有国界的，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也是有限制的，欧洲的道义主义更是有前提的。欧洲目前就难民问题呈现给全球的做法依然是国家利益至上，换句话说是国家利己主义在回归。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现出道义的品质，但她因此受到孤立，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欧洲主义回归”至今并没有能够化解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分裂，这具有宿命般的悲剧色彩。

　　成为替罪羊的“异类”

　　历史为欧洲积淀了深厚的集体宗教心理，在这片土地上非基督教的文化始终是异教的因素，异族的人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能被一时的“文化多元主义”容忍和接受，但难以被平等地融进。尤其是在主流社会面临困难和危机时，异类的存在便被视为威胁，犹太人的“替罪羊”悲剧在过去千百年中不断上演，为这样的历史趋势提供了明晰的注脚。

　　我们应从足够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域中去考察当下欧洲的难民问题，宏观思考全球治理的现实和未来。世界历史经历了三百多年“现代”阶段，西方文明以强势的姿态扩张至全世界，这种扩张既伴随着侵略战争与经济掠夺，也伴随着西方价值观主导下产生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的输出与推广。

　　冷战结束后，欧美体系加大“治理全球”的力度，但世界并没有被治理得更安全，更美好，甚至连欧洲也被拖入动荡之中，成为需要治理的对象。欧洲的政治家们还在忙着解决眼下的难民问题，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根本解决问题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欧洲需要反思，需要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向外扩张终归要面对回摆的反弹，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警示。

　　人类越来越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它关乎每个国家和民族，也关系到每个个人的命运。(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