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生死，类似于“上帝决断”的领域，对诸多方面有颠覆性影响，不应以“尽快出台法律”为追求，而应以审慎态度一步步走 近日上海有一个“学会告别”清明交流会，与会者提出应尽快出台“病人自主权利法”，让病人拥有法律所赋予的知情权和死亡权；与此相应，也应当让人自主选择身后的殡葬服务。
这个提议，在观念上应当不难被人接受，但施行起来，仍当有相当距离。这就像遗体捐献在理念认同上也未必有太大的障碍，但付诸实施的仍然极少。这还是法律上没有障碍的情况，而“死亡权”作为一项“病人自主权利”仍然是有待法律确认的事情。
如果说法律确认死亡是一项自主权利，那就意味着它应当有行使甚至主张的途径。现在，法律可以消极地对待“行使死亡权”的行为，例如不追究自杀行为的法律责任，自杀未遂者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不会受到道德的讨伐。一旦确认“死亡权”了，那么，无所作为的“听任死亡”，积极作为的“安乐死”，甚至相约自杀的活动，教授自杀方法的行为，是否都将合法化？制止这些权利实现的行为，是不是要被提起诉讼？即使把合法化范围限定在病人群体，也将形成很大冲击：“死亡权”究竟适用于哪些病种、哪类病况、何等程度的病势？
现在，社会规则简单明了，那就是“不惜一切延长生命”，严格生死界限，哪怕一分钟的生命延长也被视为很有意义。这是一个强制的标准，但统一了行为，也造成了一些生的痛苦甚至屈辱。
死亡不只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能力。这包括心理的能力、文化的能力，以及行为的能力。现代文明将生命视为绝对价值，由此构建了相应的价值体系、心理模式、人文准则、行为规范。安静地接受死亡，特定情况下主动走向死亡，有准备地安排好死亡，都带有某些禁忌色彩。如果安乐死是合法的，怎样避免出现以安乐死的形式杀人的坏结果？如果说死亡权是被承认的，“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还能否作为社会共识？尤其是，医生到底是一种情怀职业，还是纯粹的技术人员？
主张“病人自主权利”，原则而言，没有问题；具体而言，冲突较大。这种讨论是有益的。很多权利都是从观念进入到操作的可能性，从“非权利”到最终“权利化”。只有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才可能形成共识，才可能发现问题的复杂性。涉及生死，类似于“上帝决断”的领域，对诸多方面有颠覆性影响，不应以“尽快出台法律”为追求，而应以审慎态度一步步走，直至有充分的社会接受和稳妥的避害措施，才能进入到立法层面。在这一点上，不能有“向先进看齐”的冲动，说哪个国家或地区有立法了，我们也要赶快有，因为法律不过是治理社会的规则，总要以社会认可和必需为前提。
（作者系知名媒体评论人）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