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14时30分许，广西桂林市秀峰区委书记赵生从11楼家里连廊坠下，当场死亡。据公开报道可以发现，这是今年以来广西发生的第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一个月内国内发生的第7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今年以来国内发生的第25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此外，国企领导“非正常”死亡也屡屡见诸报端。不过，大多死因成谜。（12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
官员“非正常死亡”，似乎越来越司空见惯。从常理常情来说，人去楼空，原因不明，第一时间定义为“非正常”，符合新闻传播规律，也不至于误导舆论——既是为后续调查留下空间，也是尊重事实及当事人的体现。不过，位居高位的官员忽然“香消玉损”，来无踪，去无痕，地方部门欲说还羞的种种姿态，反倒为街知巷闻的小道流言，提供了四处奔走的空间。
媒体分析了这25人的情况：其中，有2名女性，50岁-59岁人数占60%，其中1人和过度劳累有关，2人为“不慎坠楼”，5人和抑郁症相关，另有1人为杀人后自杀。其余死亡官员，均未得到官方给出的直接或具体死因。所谓“非正常死亡”，大意是说不是身体原因，而出人意表地离世而去。官员非群众，知识水平不低，生命意识不差，悄无声息说走就走，难免令人讶异。当然，地方部门出于各种考量，审慎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以为拖着拖着就远离了舆论风暴点，然后就可以装作此事从无发生，甚至堂而皇之信奉某种禁忌规则，借以敷衍民意、应对舆情——这种鸵鸟心理，既有悖信息公开之本，也难以还离世官员以清白之誉。
逝者已矣。公众盯着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不放，所寻所追的，不是花边小道，而是正义与真相。
一则，官员“非正常死亡”，恐怕不能归于个人私隐范畴，尤其是在反腐高压之下，必须要在权力程序上，得以清晰表达。因为公众所担心的，是少数官员会否以“弃车保卒”的策略，将诸多诡异暧昧的线索，终结在生命的句号之间。二者，从公共治理层面来说，一个通识越发清晰——越是不成熟的官场，越是通行着神秘逻辑。而法治的要义，就是要将一切鬼魅魍魉，统统晾晒在阳光之下。“非正常”背后有着怎样的“正常规则”，死亡事件究竟钩沉起了多少敏感话题，还有哪些“不可说”、“不能说”的细节？这些疑问，关乎社会大义，关切规则秩序，不能人为地“点到为止”。更重要的是，没有下文的“非正常死亡”，公众很容易将之视为地方部门“有意为之”，权力公信也好，官场生态也罢，都可能随着不言不语的烂尾新闻而妖异起来。
人总有一死，从概率上说，“非正常”的小概率也属于正常。只是，在行政深改的背景下，一个官员的命运，尤其是一个离奇死亡官员的命运，往往被公众视为隐喻着诸多权力生态的标本。让“非正常死亡”有个正常的解释、有个经得起时间追问的定论，不仅利于止歇谣言，防止民众将非正常死亡与见不得人的勾当直接等同起来，也是敬畏生命、严肃行政作为之需。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