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赵某被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依据是警方在其摊位上查获的9支模型枪中有6支被鉴定为枪支。有人觉得，这实属无妄之灾。但也有观点指出，感情不能替代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第46条“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杀伤力标准，自1996年10月1日来至今未变。由于这一规定显得陈旧和笼统，尤其是关于枪支致伤力没有作出解释界定，不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办理涉枪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目前涉案枪支的鉴定均由地（市）级公安机关负责。相关依据的是公安部2010年颁布的 《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其中枪支致伤力临界点较之2001年标准降幅近10倍。这体现了从严管理枪支的刑事政策导向，却也拉大了司法尺度与民众认知之间的距离。
坦率地讲，一些人拿国外的枪支认定标准与国内的鉴定标准对比，并以此为由提出修改法律，其实与我国的国情不符。美国私人持枪的政策比较宽松，可代价是惨重的。事实上，只要兼顾好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关系，严管枪支是无可非议和可以接受的。而针对引发争议的枪支认定标准，则需要权威部门积极回应，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详细介绍制定依据，宣传控枪工作成效，进而让公众明晰制度设计的初衷，认可严格执法的效果，以有效扭转“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个别误解与偏见。
中国古代有追求“情理法”三者交融的司法传统，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就是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它要求审理过程既要恪守法条，追求法律效果，也要斟情酌理，强调社会效果，少一些“死抠法条”的刻板。就此而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秉持法律思维，不要因怕事省事而机械套用法律条文；需要看到法律规定的表象，又深刻理解法律规定的实质，综合考虑价值判断的合理性与社会的可接受性，进而在法律框架内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这样的判决，将会赢得社会广泛认同。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