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四川南充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这块地,并与南充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后,因双方存在债务纠纷,南充国土局在纠纷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自行解除土地出让合同,并在2013年,又将这块地卖给了谢国友入股的南充泰达置业公司。鑫达公司因此起诉南充国土局“一地二卖”。(12月8日澎湃新闻网)
众所周知,在寸土寸金的当下,将一宗土地先后卖给两家企业,当地政府除了一次性支付少量的土地补偿费之外,可以获得双倍的土地出让金,也可以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可见,当地政府也不讲信用,玩起了“一地二卖”的伎俩。反正,被忽悠的企业,也奈何不了当地政府。然而,一地二卖,折射出了土地财政困局。
不可否认,土地财政是建立在集中配置资源、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分置基础上的,无论是理念上还是方式上,都还是粗放型、消耗型的发展,导致了土地资源的快速出让与快速消耗,也必然导致各地房价持续攀升、却无人问津。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源被掠夺了,环境被恶化了,“数字政绩”被造假了,百姓的“幸福指数”,也被高房价绑架了。这样的发展方式,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社会公平等因素,日益增强的影响和制约,越来越不可持续。
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地两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依赖土地财政,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更无益于民生。我国现在肯定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而不是单纯的扩张经济总量。对于一个地方,不能简单说速度快了、数字高了就是对的,应具体分析他们拉动经济增长的客观依据;要具体分析当地的经济高增长,是不是同时带来了就业的提高、民生的改善。试想,如果地方经济增长仍然靠土地财政支撑,一旦无地可卖了,发展链条也断了,就业、民生、“幸福指数”也就没有保障了。
因此,一地两卖事件的发生,值得地方政府反思。地方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仅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新的发展战略,这一新战略的提出,也对房地产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然而,城镇化并非是楼市化,相反,今后对房地产的调控,也将会日趋深入。各地目前最该做的事情,就是明确方向,转变发展观念和方式,推进房地产转型创新。要知道,制度性、结构性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也是最大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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