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2月5日两则可以联系起来看的新闻。一则是，江苏常州4岁的女孩萱萱被查出患脑癌，后期治疗费用缺口巨大，但孩子的父母表示，非常感谢社会公众的关心，目前准备把房子卖了，“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麻烦别人”。另一则是，前几天沸沸扬扬的“卖文救女”主人公罗尔再次接受采访，解释自己有三套房还为女儿募捐的原因：深圳的房子是要留给儿子的；东莞其中一套是现在的老婆名下的，另一套是以后养老要用的……（12月5日《现代快报》《北京晨报》）
之所以把这两则“救女”新闻并列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其实包含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在承受巨大的变故之后，向社会求助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社会求助应当为谁而设？罗尔的募捐所为，在民众看来是不可理解与“越界”的，因为他首先并没有穷尽自身和家庭的救助力量。而江苏常州这对父母“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麻烦别人”的回应，则让人看到了他们的某种边界意识，此种不滥用社会慈善的态度弥足珍贵。
面向社会的求助，尤其是网络社会里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募捐，从本质上来看，仍是一种自我救济行为。一种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来自医保等制度体系内的救济能够兜底。但在现实中，由于医保制度的尚不完善，特别是对一些重特大疾病尚未完全覆盖，公民往往不得不采取其他的私力救济方式。但是，这并不等同于社会求助是一件可随心而为的事情。
舆论的不同态度其实说明，社会求助行为至少应拥有两个前提，或者说是边界。第一个是，面向社会求助的家庭与人员应该是坦诚的，他们不应当隐瞒自身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个人和家庭的财产状况；第二个则是，社会求助应该是“穷尽自身努力”之后的选择，是个人不得以之后的选择。如此，个体的社会求助行为，才不会招致广泛的质疑。
不得不承认，民间慈善仍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且极其容易被消耗。正因如此，要让那些真正无力自救的公民成为社会求助的主角。只有这样，包括网络募捐在内的社会救助，才可以持续。而要达到这般结果，既需要专业规范的公益慈善组织积极介入社会求助事件，更需要国家继续出台相应慈善制度，在不伤慈善热情的情况下规范民间慈善。（作者系湖南媒体人）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