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进行中。需要明确，针对供给侧五大要素“三去一降一补”，必须调整人口政策、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以及在企业方面要降负松绑。减税之外的各种负担如何减轻比减税更具有挑战性，包括综合的隐性负担也要真正降下来。还有教育改革和科技改革等，离不开行政、财政、国企、价格、投资、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董登新：
从沪港通到深港通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是人民币国际化、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其次，香港股市是高度开放、高度自由的成熟市场，它将带给A股全新的投资理念和估值标准。再次，港股将带给内地投资者跨境配置金融资产的机会。最后，它将倒逼A股加速市场化改革步伐。
朱幼平：
国企、政府管理平台、政府引导基金，如果完全没有市场化的管理，就不能够实现有效的投资激励。资产管理机构，不管是民营还是政府的引导基金，都必须对资产管理负责，投的好有利益，投的不好要承担责任。投资的激励也必须市场化。
刘瑾：
目前，中央企业提质增效面临的挑战之大、困难之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促进国资经营提质增效，必须切实强化外部监督。具体来说，要完善核查、处置、督办机制，尽快使相关监管部门机构完整、职能细化；要强化境外国有资产监督，这项工作紧迫且关键；要健全奖惩措施，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对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责任人要严厉追责。
杜铭：
停产治污“重拳”出击之后，应该把应急措施当作继续深入治理的开端，抓好生态文明长效机制建设，打好治污“组合拳”。比如，查清污染源头，对污染大户开展重点整治；逐步转变过重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无污染的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推广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加强机动车尾气、建筑工地扬尘污染专项治理，加强环境监测、加大执法力度等。做到这些，方有可能治标又治本，最终摘掉污染的帽子。
余丰慧：
中国联通混改的难点在于国企行政化、官僚化管理机制与队伍如何去化。行政化、机关化管理的惯性思维与市场化管理要求发生碰撞，与市场化程度强的民间资本发生博弈时，如何取舍？这考验着未来的中国联通乃至参与混改的所有国企。
祝宝良：
目前，我国大部分原材料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其价格涨跌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上涨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不过，要消化原材料上涨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压力，更主要的要依靠企业自身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创新管理，提升生产效率来实现。
（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参考报立场）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