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与长征不仅有着真切的历史关联，而且这座城市的新生与发展，也从长征精神中不断汲取营养。
看似相距很远
实则紧密关联
从地理上说，长征所经之处与上海相隔很远，两者似乎不搭边。但事实上，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驻沪长达12年之久，上海与红军长征也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
党中央早于红军开始长征一年半前撤离上海，但其后成立的中央上海局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同时接手若干留沪中央机关的工作。它所领导的中央特科，还获取了蒋介石“围剿”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特科成员项与年敲掉四颗门牙，状如乞丐，冒死进入苏区。这一重要情报，促使中央立即制订提前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
红军西行，中央上海局及数遭破坏后成立的临时中央上海局，同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时有联系，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遥相呼应。同时，加强对党内的长征宣传，所办刊物刊登抗日救国宣言，宣传红军长征意义，帮助党员群众了解红军长征的进展，鼓舞斗志。
遵义会议后，上海成为中央特派员接续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中转站。潘汉年、陈云先后离开长征部队，辗转来沪，旨在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重新取得联系。由于形势严峻，临时中央上海局有关人员让潘汉年暂去香港，等候上海同志与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的通知。不久，陈云来到上海，通知潘汉年来沪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催促下，他们先后由沪乘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之后，陈云在前苏联写就《随军西行见闻录》，对红军英勇事迹和长征精神作了初步凝练。
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都会，长征精神在上海得到最初提炼，并发挥影响。文化大都会吸引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人才。受过左翼文化运动洗礼的冯雪峰、成仿吾、李一氓，直接参加了长征；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黄镇，成为红军队伍中拿起画笔勾勒壮举的第一人。
在上海擎起左翼文化大旗的鲁迅，与红军长征也有着多重因缘。他对中国红军英勇奋斗的事业，有着无穷的爱护。特别是对于红军主力西征的英勇战绩，予以莫大的称扬。他搜集了很多材料，预备写一本关于中国红军战斗的文学作品。他曾说，如能将中国红军西征情形写成文学作品，将比苏联著名的《铁流》更加有趣。此外，当红军胜利的消息传来，鲁迅联名茅盾发去贺电，还给陕北送去书籍、火腿等。
上海在宣传长征精神方面的重要影响力，也倍加受到重视。中央曾致电宋庆龄，请其协助选派一名西方记者、一名医生前往陕北。其时，斯诺正找人疏通进入陕北苏区的途径，遂由特科成员董健吾陪同前往，并最终采访归来写作了《红星照耀中国》。上海英文报刊抢先发表部分内容，该书中文全译本《西行漫记》亦于1938年在上海问世，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附带提及，毛泽东1936年8月发起组织回忆长征的征稿活动，后结集为《红军长征记》，派人送到上海党组织，预备出版，终因淞沪抗战爆发、政治格局大变而搁置。但是，这仍然反映我们党对上海宣传长征精神重要作用的认知。
长征精神植根申城
浸润文化砥砺前行
随着上海解放，长征精神进一步植根申城、浸润城市精神、砥砺上海前行。
在原南汇县老港镇东南两公里的海边，1960年2月成功升腾起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这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杰作，其前身为中科院第一设计院。探空火箭产品研制成功后，就近选定发射场。从上海走出去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两次来此发射场观看并指导探空火箭发射。
上海航天由此起步，经努力拼搏，最终发展成为集弹、箭、星、船、器和航天技术应用产业于一体、并行发展的重要航天产业基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这其实仅是上海发扬长征精神、开启新征程的众多案例中的一个。
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海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长征精神，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殷切嘱托。特别是步入新世纪以来，从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快“四个率先”步伐、全面推进“四个中心”建设，到牢记排头兵先行者的使命与担当、贯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海在开放促改革方面继续走在前列，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继续走在前列，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继续走在前列，在从严管党治党方面继续走在前列。上海先行先试、攻坚克难，率先走出了一条新路，践行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优良传统。
红军长征满载信仰、信念、信心而行。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重在坚持远大理想、坚持必胜信念、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同时，长征精神蕴含的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精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精神以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同人民生死相依等精神，也对上海未来发展和转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长征精神必将赋予我们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