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华阴市一村子出台要挟性规定，不交垃圾清理费就不收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费用，取消一切政府优惠政策，这引起不少村民质疑。对此，村干部表示这是为了督促村民交费支持环境卫生工作，不会真的借此不给村民办业务。（9月6日《华商报》）
在一些乡村，垃圾污染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急剧的社会变迁，难免会带来“文化堕距”现象，许多村民对环境保护缺乏价值认同，导致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的缺失，导致垃圾回收与清理“慢了一拍”。面对垃圾清理费这一新生事物，村民们的价值认知存在分歧在所难免。
不同的村民，对垃圾清理既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需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一些村民不愿意缴纳垃圾清理费、一些业主不愿意缴纳物业费，为何？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社区环境由全体成员共享；垃圾清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不可避免会遭遇一些人只愿意享受收益却不愿意支付成本的“搭便车困境”。
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森认为，克服人们在公共事务上的“搭便车困境”，行之有效的治理之道就是“选择性激励”，即有选择地对集体中的个人进行差异性激励。在传统社会，道德、口碑、声誉就是一种激励手段；在利益早已“去魅”的当下，对许多村民来说，物质利益成为最直接也最有效力的激励手段。
“要挟村规”将缴纳垃圾清理费与享受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的“资格”挂钩，显然是对村民正当权利的变相剥夺－－二者之间并没有关联，却被生硬地捆绑在一起；“要挟村规”作为一种懒政之举，遭遇老百姓的批评质疑在所难免。那种只讲究目标正义却忽视程序正义的做法，那种“只讲结果却不讲过程”的陈旧观念，显然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一些村规民约在和谐邻里关系、建构社区认同、解决公共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村规民约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却对村民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与约束力。可是，并非所有的村规民约都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村规民约也难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过度利用甚至滥用村规民约，不仅损伤了老百姓对村规民约的价值认同，也会损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何尝不是一种双重伤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发挥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积极作用，推进依法治理社会。没有法律基础的“要挟村规”，显然经不起推敲；村规民约也要有边界意识和底线意识，不能自说自话、自弹自唱。只有让村规民约更具法治意识、更具时代气息、更具人文情怀，村规民约才会实现道德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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