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实践中国话语的社科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推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首批成果20本专著。丛书内容侧重学术重点、焦点争论、代表人物、未来趋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五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状况，反映出学科进步的内在动力，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有助于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观念、方法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本报特约请三位学者就“社科创新，中国话语”撰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正式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今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并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习近平同志二十多年来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系统的，主要思想主线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资本论》对当代中国经济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在今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资本论》没有过时的观点，认为尽管表现形式和存在特点不同，但不断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本身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二、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个过程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关市场经济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借鉴；第二，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实践经验要善于总结和概括；第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要善于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经济规律，这些规律包括自主劳动规律、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的规律、物质利益调节规律和计划规律等。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经济规律有待于我们去认识和掌握，例如在废除了剥削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普遍存在着私人利益，怎样处理和运用由此带来的新的经济关系，都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丰富和发展的(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必须注重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习近平同志认为，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经济优势，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把这些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把这些优势忘却了，特别是忘却了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等优势。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也是适用市场经济的，例如，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来看，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突出优势，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好，我们将不但能够优化配置自然资源，还能够优化配置政治资源，这一点尚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四、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强调：“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他同时也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就是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五、新发展理念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灵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习近平在2015的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新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领导人对中国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无数经济学人和经济工作者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结晶。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后，我们一直在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路径。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突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一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逐渐形成，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

　　上述五方面的思想，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理论经济学理论前沿》主编)

　　“数字历史”是一种革命性的未来方向

　　王健

　　近年来，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发展迅猛，形成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论争，极大地推动了学科自身发展。目前，中国史研究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与机遇：一是新的理论方法层出不穷，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借鉴与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传统史学的研究手段方法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史料突破了传统的纸质形制，催生了史学研究的“大数据”时代。

　　从《中国史理论前沿》　一书的梳理、归纳和分析来看，中国史研究近年来的学术前沿大致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史学理论的探索和运用更加理性客观。一方面，史学界在摒弃教条主义、走出“公式化套用”的误区后，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并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新的认识，极大丰富了其理论内涵，增强了其理论活力。另一方面，史学界积极借鉴包括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新社会文化史等在内的西方新理论，目光向下，突破传统史学偏于政治经济的“格式化”视角限制，实现“叙事转向”，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和议题。但同时又对其否定历史“真实”存在，过分强调纯粹的想象与建构保持着一种学术清醒和理性，认识到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对于事实　(即使是“想象中的事实”)　进行描述与解释的学问，相比较是否存在“真实”这一元命题，找出新的问题点、厘清事实与过程、解释起因与结果、转变叙述与表达才是史学更加重要的本职。事实上，即使那些在研究中有较为明显的后现代痕迹，或被认为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学者，都从未承认自己属于“后现代”学者。

　　其次，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研究不断寻求新的解释方法。其中，近年来，从国家和社会关系角度切入分析中国历史的研究名作云集，方兴未艾。它主要将中国历史，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围绕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国家力量与社会空间的权力关系变化予以展开。由于国家构建本身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又与近现代政治革命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国家—社会”视角可以说是介于以往革命范式与现代化史范式之间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还谈不上一种新的独立研究范式，而且仍然是一种西方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对分模式”。这种带着极强主观性的西方理论预设从根本上来说是殖民-霸权时代形成的知识性的东方主义在近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的展现，“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借“国家-社会对分”模式知识性地进入中国史研究，但它是否能有效解释产生于本土时空中的中国历史依然需要我们加以审慎把握。

　　第三，史学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展。一个明显之处就是专门史的名目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史学因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出的积极反应，如区域史、城市史、环境生态史、交通史、外交史、法制史、口述史、公共史学等。另一方面也是受国外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新社会文化史的影响，如身体史、妇女史、性别史、婚姻史、家庭史、死亡史、阅读史、器物史等等。

　　第四，信息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愈发明显。一方面，数字档案和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使得史料的获得越来越容易和便捷，但在史料急剧扩充之际，如何提高对史料的“读片”能力，防止对史料作“粗放式”的串联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电子数据，特别是大数据对史学的介入，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面貌。在区域史、城市史等方面广泛应用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并通过MapInfo和Google Sketchup等软件将历史资料数字化、立体化，实现历史场景的电子还原。美国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数字历史”概念，虽然对此内涵还有不同看法，但总体而言就是采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系统来研究和表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历史”助推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公共史学的兴起，是一种革命性的未来方向。

　　第五，有关“整体史”和“碎片化”的学术争论引起广泛关注。随着史料挖掘的不断丰富和新社会文化史的影响，近年来关注以往宏大叙事下所忽略的历史细部成为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许多学者追求微观化和去价值化，不太关注历史的整体走向和规律，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我感到，目前的“碎片化”有其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和学术贡献，是对以往缺乏扎实史实基础的“宏大叙事”和价值先行的一种反思。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碎片化”阶段而不走向新的“整体史”，那么不仅不能做到“以小见大”，“由微知著”，而且还将最终失去史学的研究主旨和社会功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史理论前沿》　主编)

　　哲学的伦理转向

　　何锡蓉

　　哲学在经历过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生存论、解释学等转向之后，又开始了伦理转向，这一转向关涉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也关涉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

　　哲学的伦理转向主要表现为：哲学经历了对远离人的形而上学的排斥和对二元对立的批判之后，在转向对生存哲学、生活哲学的关注中，更加集中到对道德、伦理之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各哲学的分支看到这种变化，如政治哲学，以往主要是论证利益与权力、制度与程序等概念及其本质，如今则是面对当前世界的主要伦理问题，聚焦于社会正义、共同体中的责任主体，即公民角色与责任等，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典型代表。经济哲学则从关注经济理性人到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诉求，其不仅仅关注企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更是对政府，对社会的经济活动植入了伦理向度。经济伦理学已然成为哲学的又一个朝气蓬勃的学科，《哲学理论前沿》　一书在伦理学前沿中，着重论述了经济伦理学的进展。刚刚在上海社科院闭幕的第六届世界经济伦理学大会，是对经济伦理在世界范围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同时，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出伦理取向，从纯粹探讨科学技术中的哲学原理问题，到追问什么是进步，提出科技发展的前景以及科学家的责任等问题，并因此衍生出诸如医学伦理、纳米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生物技术伦理、工程设计伦理等新的研究领域。即便在伦理学领域，先前的伦理学只是致力于解说道德现象，揭示道德的本质及其规律，提供行为的道德原则。而且，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传统伦理学几乎只是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行为，从未涉足非人类领域和自然领域，也未曾考虑人类生活的全球条件和遥远的将来。如今的伦理学更加注重道德实践和道德境遇的研究，并日益关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概念进入了哲学的理论框架，并且，动物伦理也引起了哲学家的重视。伦理转向不仅仅显露于哲学的分支，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哲学的性质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甚至有“伦理学是第一哲学”的呼声(列维纳斯)。

　　哲学发生伦理转向自有其内在和外在的逻辑根据。从外在、即时代的需要来看，我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这就是说，时代是哲学演变的最大推动力。当今时代，人类一方面在追求和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影响人类生存的现代性危机。为了追求平衡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共存，人类需要更加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内在、即从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来看，传统哲学把形而上学定义“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是第一哲学，笛卡尔喻其为大树的根。而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各门具体学科则是实践哲学，被喻为树枝。实践哲学要服从理论哲学，要追求作为普遍真理的形而上学理论。这就造成了两个领域　(善和真)　的区分甚至对立。其结果是形而上学成为最高最有价值的学问，伦理学等实践哲学则是次一等的哲学。这种追求普遍真理的哲学样式，造成了哲学与人的远离与割裂，在现当代受到极大的批判，不得不发生向生活世界的转型，走向伦理也是题中之义。再从内外在因素结合的情况看，现实呼唤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势必生发出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比如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动物伦理等，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和西方伦理学的定义原先是纳不进伦理领域的，无疑这是对哲学提出了扩展领域和观念更新的要求。

　　哲学的伦理转向意义重大。首先是，随着哲学领域的扩展和观念的更新，哲学的界定和分类都会发生变化。伦理是第一哲学，这一说法本身就打破了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传统分类法。而像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在当代成为显学，对我国哲学8个二级学科的分类法也形成了挑战。这些问题都将引起哲学界进一步的讨论。二是伦理学概念也会有新的发展。当哲学从宗教、从科学、从形而上学的领地分化出来之后，不再劳神为神的存在提供本体论的证明，也不再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幻想科学神话，而是回到了人自身。如果说，伦理是关于人的理论，那么，人与世界、人与自然都在其中，因为天地人本来一体。如此，从人出发，在各个领域进行伦理追问和哲学反思岂不顺理成章？!　第三，也许至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哲学非同小可的积极意义，那就是，有助于理解和澄清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我们知道，哲学这门学科来自于西方。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下对号入座，充其量自认为是伦理本位。果其如此，则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其性质和品位都低了，黑格尔正是此意义上奚落中国只有常识道德而没有思辨哲学。于是，为了证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度有学者极力去寻找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就又寻到了西方。所以，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建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依傍”为特征。

　　走出依傍，重新认识和建构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共识和伟大使命。哲学的伦理转向为我们挖掘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深刻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与人的内在统一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的伦理关系，以及从中所体现的哲学反思，建构中国话语的学术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理论前沿》主编)

　　让阳光下的高校预算更加透明

　　杨蓉

　　今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第三次统一时间和统一格式向全社会公开了部门年度预算。75所部属高校2016年预算收入总计2979.08亿元，校均预算收入为39.72亿元。其中：清华大学排名第一，预算收入为182.17亿元，中央戏剧学院排名最后，预算收入为3.05亿元。

　　预算是高校的生命之源，控制预算也就控制住了高校开支。预算公开能够向公众告知高校“过去的运作、现在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计划，进而能够明确责任并便于控制”。

　　高校预算的收与支

　　2016年部属高校预算收入结构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占比29.77%)、事业收入　(占比30.49%)、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占比0.14%)、其他收入　(占比14.15%)、上年结转　(占比21.62%)、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占比3.83%)　等。由此可知，对高校来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

　　部属高校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总计886.96亿元，平均为11.8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超过25亿元的高校共有4所，分别为清华大学(29.9亿元)、吉林大学　(28.43亿元)、北京大学　(27.79亿元)、山东大学(25.34亿元)；低于3亿元的高校有3所，分别为北京语言大学　(2.8亿元)、中央音乐学院　(2.50亿元)、中央戏剧学院　(1.78亿元)。其中，学生规模和六个专项投入强度是出现一般财政投入差异的关键因素。

　　部属高校事业收入总计为908.43亿元，平均为12.11亿元。事业收入预算最高的四所高校分别为清华大学　(80.25亿元)、上海交通大学　(48.72亿元)、北京大学　(48.31亿元)　和浙江大学(47.02亿元)；事业收入垫底的两所高校分别为中央音乐学院　(1.05亿元)　以及中央戏剧学院　(0.39亿元)。科研项目经费规模、各类办班学生规模是该数据差异的关键因素。

　　2016年共有28所部属高校公开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总计为4.26亿元，校均为0.152亿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最高的3所高校分别为西南交通大学　(0.95亿元)、北京科技大学　(0.4亿元)、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 (0.3亿元)。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所取得收入是该数据差异的关键因素。

　　部属高校其他收入总计为421.50亿元，平均为5.62亿元。其他收入预算总计数最高的4所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42.577亿元)、浙江大学　(36.593亿元)、清华大学　(28.872亿元)、中山大学　(23.777亿元)。投资收益、租金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是该数据差异的关键因素。

　　2016年，75所部属高校预算支出总额为2972.20亿元，与预算收入持平。预算支出结构为：教育支出　(74.9%)、科学技术支出　(1.85%)、住房保障支出(1.85%)、结转下年　(20.68%)　和其他支出　(0.72%)。由此可知，对各高校来说，预算支出的绝大部分是教学支出。

　　高校预算的透和明

　　三年来，直属高校部门财务预算公开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使得在高校预算公开更加全面、具体、透明。

　　(一)　非财政拨款公开程度比较低75所部属高校公开了　《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总表》、《支出预算总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共4张预算表，各部属高校的预算都在　《收支预算总表》　中报告了高校各项预算收入的构成、来源以及支出方向。但是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这类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性收入和其他收入这些非财政拨款情况的公开程度明显较低，只公开了一个总数。2016年部属高校预算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占比29.77%，而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占比为44.64%，部属高校非财政拨款三项收入之和远远超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是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这三项非财政拨款收入均是高校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算公开中理应受到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等的对待。

　　(二)　高校预算公开项目比较粗

　　现阶段高校预算公开的深度还不够。75所部属高校预算公开至“类”、“款”、“项”三级中的第三级“项”级科目，但科目分类是为了满足国民经济预算核算和统计工作需要来划分的。公众通常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容易理解某些具体事务上花了多少钱。比如大家关注的教育支出问题，但目前教育支出按照预算支出科目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比较笼统，大家只能看到一个总额，看不到具体安排的内容，不清楚这些钱用到什么项目去了。所以，需要根据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考虑改版甚至可以重新设计面向全社会的高校年度预算报告。

　　(三)　缺少证明预算合理性的辅助信息

　　虽然部属高校在公开上述四张预算表时都附文字说明，主要包括：学校基本情况、数据分析、专业名词解释等，这有利于增进公众对高校预算实施情况等重要信息的知晓，是对高校预算公开的重要补充。然而，很多有助于公众监督预算合理性的辅助并没有公开。例如，对于高校基本支出，预算中没有与基本支出直接相关的学生数及其构成的信息，公众就无法判断高校基于师生规模的运行成本是否合理恰当。又如对于高校项目支出，由于没有公布项目支出的绩效目标，公众也难以据此评估项目支出与绩效目标是否相符，高校项目支出是否存在着效率低下甚至浪费资金的问题。

　　预算公开的建与议

　　高校预算公开从无到有，建立了一种常态制度，已坚持数年，教育部接受社会监督的决心可谓大矣!　从发展的角度，笔者认为还可以把这项公开制度做得更好更透明一点，让更多的老百姓看清看懂看全公开的内容，让预算公开起到更大的作用。

　　(一)　增强预算公开的具体性———看得清

　　所谓“魔鬼隐藏在细节中”，离开了预算信息的具体性就很难对高校的预算收支做出评价，也难以对预算进行监督。这就要求预算公开尽可能地详细具体。首先，要进一步细化预算报表和情况说明。高校预算公开不仅仅是公开预算收支总表，而且要公开预算收支明细表。同时，高校还应提供预算收支表的辅助信息，应细化编制预算的依据，特别是预算支出的成本信息。其次，要逐步建立以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为主体的预算编制体系，重视经费的使用效果，转变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观念，尝试建立经费跟踪反馈制度，对预算执行结果展开绩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调整编制后续预算计划。最后，预算公开，还可以逐步走向可视化。

　　(二)　增强预算公开的易懂性———看得懂

　　对于高校预算报告的编制者来说，应该提供给公众“看得懂”的预算报告，这是预算公开的一个努力方向。建议高校预算公开应该“双管齐下”———保障功能分类与经济性质分类一起上。所谓保障功能分类，就是分为“小学教育”、“公立医院”、“一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即使公布到“类”、“款”、“项”三级中的第三级“项”级科目，因这些项目支出涉及方方面面，公众依然难以知道资金的具体去向。而经济性质分类，就是分为“人员费”、“差旅费”、“会务费”、“公车运维费”、“公务接待费”等，这些单项信息有助于公众了解资金支出到哪里。建议高校预算公开在采用按保障功能分类的同时，也采用按经济性质分类，呈现预算是“怎么花的”，让公众看得懂。

　　(三)　增强预算公开的全面性———看得全

　　公开是监督的基础，监督是公开的意义所在。但公开如果做不到全面，监督的效果就会打一定的折扣。例如，会把发生不规范的收支转移隐藏到可以不公开的项目中去，从而躲避公众的监督。所以，全面性是预算的一个基本原则。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在很多国家通常政府是其主要的出资人，其资金使用情况是否有效、合法合规，要对社会、政府和其他出资人负责，并受后者监管。为了全面反映高校收支活动，预算公开信息不仅要涵盖所有财政收支情况，而且要涵盖所有非财政收支情况，把非财政预算收支情况的公开与财政拨款预算收支情况的公开等同起来。此外，为了让使用者更好地了解高校预算，还应提供以前年度的预算、历史数据回顾、解释说明等，体现高校预算的完整性，使社会公众对高校预算有一个全面把握。

　　“治理即预算”，预算是高校的生命之源。高校预算信息公开是依法治教的基本前提。高校预算信息公开是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唯有如此，高校预算才能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一个坚强而又灵活的财务保障体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财务处处长 石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