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动员令和科学指导

　　 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什么要高举这面旗帜？因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讲话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野，对改革进行了新的谋划，特别是对如何改革进行了新的阐述。

　　 第一，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深刻把握改革规律来推进改革。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为此，就要切实把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首先要把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早就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的内容是什么？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标准、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一般规律。除了这一一般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是什么？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就是三个要求：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

　　 第二，把握改革的辩证法，切实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相互配合中促进改革。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要在基本确定主要改革举措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深入论证改革举措可行性，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我们必须注意不同领域改革的互补性，注意改革措施在时间上的变化，注意一项改革举措今天、明天和后天的作用变化，防止消极作用的出现。2013年11月24—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准确推进改革，认真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要协调推进改革，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争最大综合效益。”改革举措不能单兵突出，更不能单打独斗，否则会产生很多负面问题难以克服。

　　 第三，切实掌握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在分析和把握矛盾中深化改革。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推进改革。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过。2013年12月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要求我们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要想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当代中国的生产力是个什么状况。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的生产力已经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成为了商品经济的生产力，从比较分散的小农经济发展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为主的生产力，从相对封闭的生产力转化为开放的生产力，从农业经济的生产力转变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力，从行政管制下的生产力转变为市场决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变革生产关系，特别是完善体现生产关系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能够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要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全面深化改革。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通过改革，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使这一制度发挥出核心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通过改革，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成长壮大，既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次，这一基本矛盾还要求我们必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革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认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对立的关系，严格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共同发展。在当代中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我们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特别是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使它们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