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视野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中国基础结构相对存在优势。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内在机制，在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但区别在于：一方面，这些国家和社会基层的利益结构上国与国之间是有区别的，权力结构有区别的，还会有一些所谓的特殊性的规定；另一方面，体制的适应性，不是宿命的，而是辩证的，比如说它是一个政治参与，还有一个体系是对政治参与的吸纳和建构，各国不一样，这两个是前提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中国社会是比较好地运用了“对冲机制”，况且还有意识形态上的优势，组织结构上的优势，也许还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我们为什么在这么复杂，这么巨大的内外环境下能控制住国家局面，这是由于我们唯一独特性的政治实体的坚固和顽强，这是中国和别的国家的区别。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新兴社会集团。中国有“三老三新”——原来的社会集团是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和继续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三个新的社会集团是，企业家、农民工、城市白领。中国的未来，六大结构，六大社会集团，特别是有三大新兴社会集团的参与，以及和整个社会的互动，未来中国社会变化是看得见的，将来的中国会取决于这个关系。
中国新兴社会集团的参与一定是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变迁的动力。目前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还有非传统的，比如一些宗教极端势力，中东的那些极端宗教思想的渗透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物质丰裕时代以后的价值多元化带来的，这些问题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些结构性的，以及这种新兴问题将来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政治体系，政权对他们的吸纳和综合能力将取决于未来我们的政治形态。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现在的对冲机制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所以，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中国需要维持现有的基本制度，再适当的加以调整。但二三十年之后，也就是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城市率达到65%以后，我们的政治制度，将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于新兴社会集团的参与，以及对他们的吸纳和整合的能力。（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注：本文根据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双周论坛”学术研讨会（2016年第1期）——“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视野下的中国思索”发言整理。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