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12月4日，广州重大城建项目公咨委先后开会，讨论广州“限外”的问题，建议在特定区域、路段、时段下，引导外地牌机动车错峰出行。前天下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公咨委的专题报告，据说公咨委的建议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包括市长、副市长和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均表示赞成。当晚就有媒体发布消息，说“广州市政府讨论外牌车限行，市长副市长都同意了”，有朋友在朋友圈中意味深长地说：“关心限外的亲们，可以安心睡了吧……”
限外其实相当无奈又纠结，这一两年，关于限外讨论的争议之声不绝，就可以想见其中的分歧有多大。可以这么说，限外是资源高度集中这一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其情形恰如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凯恩斯所说：“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言下之意，他的方法虽然短视，但能很快见效；若要等到那些长期合理的政策产生效果，“我们都已经死了。”——限外，就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样。
只有从短期来看，限外的合理性才得以凸显。就在昨天中午，一台外地牌车居然在人行道上下人，下人后居然还慢吞吞，笔者正赶时间，说实话有点“路怒”，闪了几下灯，超他车的时候，忍不住侧头看了一下里面是何方神圣，结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司机居然一边开车一边低头看手机！很显然这台外地牌车，或许正在赶接下一单呢。
据说，每天有30万台次的外牌专车行驶在广州街头，其对交通拥堵究竟造成多大影响，恐怕一时亦很难说得清。虽然有人说，限了外地牌车也不一定缓解得了广州的交通拥堵，但好歹也算是一个眼前就可立即使用的政策工具，至于效果如何，也只能是见步行步了。
除了合理性，再就是有关合法性的争议。公咨委的建议甫出，即有人质疑其能否代表民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公明的《是否限外，公咨委不能代替民意》一文。事实上，公咨委从设立开始，关于其能否代表民意的争议，就一直不绝于耳。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公咨委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市政府可以将公咨委的意见当做决策的民意依据，就像这次一样。但是，公咨委并不是体制性的民意机构，它只是广州市政府内设的一个决策咨询机构，目的是给市政府的决策提供建议。它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市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只能是市政府自己作出的，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可拿公咨委来说事。
真正的体制性的民意机构、真正具有决定权的民意机构只能是人大，这一点是《宪法》所规定的。所以，作为公共政策的限外，要获得合法性从而得以实施，必须要人大讨论通过才行。何况广州早于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也明确规定：“民生重大事项须报人大决定。”类似限外这种涉及面极宽极广的公共政策，怎么说也算是“民生重大事项”、需要报人大批准决定吧？事实上，很多人大代表也是赞成限外的，有些甚至还一早就建议市政府要认真研究“限行”、“限外”和专车服务等目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虽说如此，但是不能说跟人大的观点一致，就不需要经过人大批准同意，这是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问题。
（作者是广州市人大代表）
（责任编辑：年巍）
